导读：广袤的农村，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蓄水池、定海针，而“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城镇化使中国经济找到新的长期增长点”，或将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未来指向。

　　2010年2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一身西装走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向外界隆重介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此前一天，在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首次把“统筹城乡”提上了标题位置。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第七份关于“三农”问题的文件。

　　“农业、农村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加以解决。”作为文件的主要起草人，陈锡文的话传递出决策层对“三农”的新认识。广袤的农村，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蓄水池、定海针，而“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城镇化使中国经济找到新的长期增长点”，或将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未来指向。

　　两组不和谐的数据

　　2002年以后，中国调整了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不仅取消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还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和农产品补贴力度，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更以每年千亿元以上的规模递增：2006年投入3397亿元，2007年4318亿元，2008年5625亿元，2009年更达到了7161亿元的历史新高。

　　与之相对应，新世纪以来的连续6份“一号文件”也围绕“三农”这一核心：2004年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主题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2009年开始关注新农村建设，将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结合在一起考虑。

　　政策制定者相信，巨额的投入对于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效果“立竿见影”。而且2009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字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粮食连续6年增产，总产量预计达10616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在6%以上。

　　但令乐观者“难堪”的，是另外一组数据——中央投入逐年增加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却在逐年扩大。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1∶1，2008年扩大到3.31∶1，收入差距达到11020元。即使是刚刚过去的2009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10%左右，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6%。

　　2010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确确实实在继续扩大，“应尽快提高农村打工者的工资”。投入越大城乡差距越大，“三农”怪圈令政策制定者困惑不已。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看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农民增收慢于城市居民，而造成农民增收慢的原因是粮食价格低、打工工资增长慢、缺少财产性收入、融资困难等。“在土地、资金、人力向城市流动，人口却以户籍的形式留在农村的现实下，无论多予还是少取，都无法根本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

　　“尽管我们连续6年丰收，但根基仍然不牢。”陈锡文说。

　　“城镇化”理想

　　当政府惠农政策几乎出尽之后，政策制定者为农民增收找到了新的路径——城镇化。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处在农村向城市转换中间状态的小城镇，在地域、人口、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密切联系着农村，在大城市容纳能力几近饱和的情况下，这一中间地带恰好可以承接大量农民并刺激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主任韩俊在解读“一号文件”时也提出相同的观点：“农民增收需要靠城市来带动农村，靠工业来办好农业，还要靠农村的深化改革来激发农村的自身活力，因此要在城乡统筹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城镇化”的方向和以“输血”为特征的农村政策不一样，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陈锡文在解读“一号文件”时透露：中央的要求很明确，一是要加快中小城市和中心镇的发展；二是要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今后推进城镇化，不是单纯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设施的建设，而是要真正把农民转移到城镇中来。”

　　在陈锡文看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

　　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提出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政策的松动迅速在“一号文件”上反映出来。

　　在最为关键的户籍制度及财税政策方面，“一号文件”给出了三项措施：一是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当地居民的同等权益；二是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三是实行有利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和投融资政策等。

　　新一轮农村改革下一步推进的重点是，通过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引导产业转移、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来增加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更多地吸引农村非农产业以及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

　　而据知情人透露，中央相关涉农部门正在研究和起草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以发展中小城镇为突破口，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已经上升为“三农”工作的主要思路。

　　待发掘的商机

　　由此看来，城镇化将成为2010年扩大内需的一个着力点。

　　事实上，2002年启动的“城市化”进程曾一度备受关注，当时的概念更注重于大城市外延的无限扩容。而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城镇化”则更注重中小城市群，在推进城镇化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空间，亦是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

　　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相关人士说：“‘城镇化’不仅可以落实扩大消费的政策导向，而且对消化过剩产能、保证经济增长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分析人士说：“城镇化将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农民变为城市居民，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消化和吸纳农村转入人口，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非农业人口数量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0%，而农业人口已进一步下降到6.5亿到7亿之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城镇居民在2000年初的收入水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未来这部分居民家庭消费上升的空间很大。

　　渣打银行宏观经济分析师李炜认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小城市的服务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都会有大发展，这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圈地二、三线城市

　　基于对大规模“城镇化”的预期，在继续拓展和保有大城市业务空间的同时，更多的地产商已经开始在二、三线城市“跑马圈地”。很多中西部龙头地产商已把发展当地业务作为中长期内企业的主要发展战略。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对房地产行业发展作直接表态，但是目前市场普遍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进一步便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生活”等政策，都将极大促进二、三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地产投资。未来城镇化的推进将拉动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业务重点在二、三线城市的地产商而言，无疑将开启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有机构统计，在接受调查的地产行业99家开发类企业中，约有40家立足于二、三线城市发展，另外也有超过20家一线城市开发商目前把新的业务增长点放在中西部的一些中小城市中。在一线城市业务空间拓展有限的背景下，中小城市已成为地产商提升业绩的重要发力点。广州市房地产专家吴定金介绍：“近几个月来,整个楼市都因看不清未来政策的走向而忐忑不安。此次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城镇化发展问题,对房地产业来说是超出预期的利好。”

　　“目前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与中小城市发展不足有关。重点加快城镇化发展，可让房地产业更加深入下去，但如果认为此举会拉升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则有点牵强。在城镇化中，最受益的应该是县级市和地级市的楼市，其次是二线城市的楼市。一些早已在城乡结合部购入大量土地的房地产商受惠将比较明显。”吴定金说。

　　多个行业受益

　　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具体的投资机会上，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将对汽车、家电、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行业形成中长期利好。

　　另外，目前初步估计，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将激发并拉动农民建房需求在原有基础上净增长10%～15%，意味着每年可额外增加国内建材需求至少700～1000亿元。除了农民建房的巨大需求，还有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政策的引导下，会带来大量的城镇、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路网、水电、有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必然进一步增加对建材的需求，带来对建材的需求高峰。还可以预见，中央“一号文件”通过实施“建材下乡”，来鼓励农民建房的政策，可以更快、更广地开拓出农村巨大的建材市场。

　　当然，仅仅靠补贴还不能完全撬动农民建房的需求。毕竟，我国的农民财富积累有限，消费能力有限。没有足够的钱，纵使补贴再多，也难以实现他们建房的梦想。所以，如何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就成为扩大农村内需的一个新重点。

　　为了鼓励农村投资与消费，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首次提出要在3年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这都是中央“一号文件”为了扩大农村内需，加大金融对扩大农村内需政策配套支持的相关政策。这必然会使得农民可以利用金融杠杆的作用，提前实现创业和消费的梦想，从而能够推进中央扩大农村内需目标的落实。

　　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央对种业实施大力扶持政策，国家将对农民增加良种补贴，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鼓励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行为。以上政策的实施，对于改善行业竞争格局,提升优势龙头种业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等，有着积极的作用。从政策扶持的方向来看，具有研发优势、规模优势的种业公司将得到较大的发展机会。

　　如何赚“城镇新居民”的钱?

　　面临新的形势，商家们要面对新的消费对象，这些新消费群的需求是什么？怎样的消费品适合他们？哪些销售活动能吸引他们？这些都需要钻研。也就是说，在服务方式上,对从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消费者，要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三四线城市及中小城镇,渠道没有建立起来，需要企业花大力气和时间去建设、布局。由于这些新市场的道路、交通以及交通工具都不完善，渠道建设的物流成本很高，同时农村市场的消费分散，如何降低成本、组建顺畅的物流通道,也是要研究的。

　　在商业业态和商品品类上，商家们也要做调整。大百货、高端产品，在目前阶段还不适合，新市场的消费,通常是以日常、民生生活用品为主，在前期进入时，以超市、社区百货业态进入较合适。消费需要引导和培育，目前三四线城镇的消费市场，在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上与现代商业还有一定距离，这就需要现代商业组织去慢慢灌输、培育，不能抱着短期获利、“炒短线”的心态。

　　商品销售、研发都要针对本地消费者。比如，中小城镇居民的习惯很农村化，消费保守，企业需要多派发海报、推介新的生活方式、推出多项尝试活动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此外，在三四线市场及更小的中小城市，在商业业态的组合、品牌组合等方面也需要做出调整，视每个市场的情况，推出不同的业态组合、品牌组合，如有的地方以超市形式出现，有的地方以“百货+超市”形式出现等。

　　总而言之，中国农村、城镇市场由以前的潜在市场变为现实的消费市场，这对于商业来说,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商业渠道要下沉到这些地方，也遇到不少阻力,包括品牌、渠道、服务方式、物流等都将面临着大变革。这对于中国的商人而言，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一场重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