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存续、发展，对外要觉察环境的变化，确保组织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对内要实现合理的分配，确保组织发展目标与组织成员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作为管理人员，如果忽略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在工作中会失去方向与目标；如果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在工作中会失去工作的基础与公信，而这些正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稳定的保证。

　　管理活动出现的必然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与关键工作究竟是什么却不一定是一个十分容易回答的问题。“群聚”是人类为了克服自身在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内外势力中个体力量的单薄，维护自我生存与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现象，大至国家、政党、企业和各类组织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成立的，而管理活动则是人类为了维护自我建立的适应“群聚”的各类组织稳定、持续、有效与发展的社会现象。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曾经有过十分精确的描述：“一般来说，人们不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共同劳动。他们集结在一起就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马克思还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时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应该就是对人类为什么要群聚一起，群聚后管理活动出现的必然性、特点及其作用的描述、抽象和归纳。

　　对人类管理工作有效性的挑战因素虽然人们十分清楚，建立高效的组织、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克服人类自我力量单薄，应对自然挑战、战胜敌人入侵的唯一方法，人类在各类组织的管理过程中也处心积虑、绞尽脑汁，采用了多种方法维系组织的有效运转，但人类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组织的寿命却是极其有限的。无论是强大的国家，还是成功的企业，它们多有其寿命，且寿命之短，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象。这似乎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社会现象对人类管理工作有效性的挑战，存在的一大悖论。例如，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制度设计，度量衡、文字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秦朝，其统一中国后政权维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年，强盛的汉朝与唐朝，分别也只生存了426年和289年。作为当今社会创造、聚集财富的企业，其寿命之短，更是令人惊讶。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日本《日经实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中国企业的寿命，不算国有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民营企业的寿命，虽估计不甚精确，但“有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5年”，甚至还有只有2.9年寿命的研究结论。

　　人类组织寿命有限，甚至短命的现象早就引起了管理学理论研究者的高度注意，例如，早在1938年，巴纳德在他著名的论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开篇就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关注和见解：“在我们的西方文明中，只有一个正式组织——罗马天主教会——存在了很长时间。有少数大学、极少数的民族政府或正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超过了200年，有些市政当局稍微长寿一些，但其他法人组织很少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在正式组织中，或由正式组织进行的成功的协作是非正常的，而不是正常的。”“在人类的历史中，显著的事实是，协调的失败，协作的失败，组织的失败。组织的解体、崩坏和破坏。”另一位管理学理论大家德鲁克也探讨了同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显然，公司是人为建立的机构，因而它不可能长盛不衰。对一个人为建立的机构而言，即使是维持50年或一个世纪的短暂时光也谈何容易，因此，天主教意味深长地指出，它的缔造者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十分明确，在管理学理论研究者们看来，组织的失败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组织构建者——人自身的问题，即人类“人为”为自己建立的各类组织，但难以逃脱人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而带来的诸多问题。

　　巴纳德在对人和人构成的组织的特性研究之后，提出了维系组织存续的看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人类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或不足。他认为：“协作的存续取决于以下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过程：同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关系有关的过程；同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有关的过程。协作的不稳定和失败是由于以上两个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的缺陷或两种过程结合起来的缺陷。经理人员的职能在于有效地适应这个过程。”从中可以体会到，巴纳德认为，组织的存续、发展对外要觉察环境的变化，确保组织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对内要实现合理的分配，确保组织发展目标与组织成员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而组织的不稳定和失败主要来自组织与其生存的环境不协调，组织未能很好地处理组织成员工作与分配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原因交织形成的综合性问题。

　　管理学的精粹对执政理念的影响管理学理论研究者的结论是十分有益的，这些体现管理理论精髓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日常工作是有帮助与启迪的。稍稍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没有洞察到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转移，就失去了一次接受产业大转移的好机会，而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就抓住了机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明星——亚洲“四小龙”。而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实行了改革开发的政策，正好顺应了世界性的又一次产业转移，庞大的中国市场，较为廉价的经济资源使我们很快搭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腾飞。这应该就是“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关系”相适应，借势而上的道理。所以我党总结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具有科学性，符合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与精髓。需要提醒的是，与时俱进不是易事，这一来需要克服固步自封，满足于一时一事的成功，更要高瞻远瞩，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捕捉形势的变化。

　　“同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有关的过程”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这句话告诉我们，组织存续的第二个条件从表面上看是提醒管理人员要注意组织成员工作与分配问题，更为深层次的是在讲要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在组织整体目标实现的同时，确保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实现。更为直白地讲，就是说，作为管理人员应该清楚，虽然组织成员参加了组织，并从组织得到了个人的收入和发展的机会，但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会与组织的目标存在不同或差异，甚至是矛盾和冲突。从现实看，我们的管理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清晰，甚至出现认识的误区。如在政府中，政府的工作人员会以为自己所做的房屋拆迁、环境整治是为了改善市容、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理应得到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因此会忘记或忽视了市民的个体目标和诉求会与政府的工作目标存在差异、不同。像个别干部在网上发出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言论，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客观现象的反映，在一部分干部心中也有共鸣，但与管理理论比对，就会发现这位干部还是忘记，或者是没有理解管理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会与组织的目标存在不同或差异，甚至是矛盾和冲突。又如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铁道部的部分官员傲慢的态度，“铁老大”的强势作风，引起了受到伤害的群体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弹和不满。相比较，温家宝总理抱病去温州查看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慰问遇难者家属，这让公众看到他在对党的执政理念的切实执行。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里不必多说，但对本文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深思。因此，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承认这对目标可能存在的差异，细心把握差异的大小与性质，注意用科学的方法化解矛盾、融通差异，才体现与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本，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进一步讲，巴纳德的警示告诫了我们，作为管理人员，如果忽略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在工作中会失去工作的方向与目标；如果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在工作中会失去工作的基础与公信，而这些正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稳定的保证。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上的讲话，再一次全面地论述和强调了我党的执政理念，他讲到，“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也讲到，“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基于世界发展大势和基本国情的理论建设，始终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宗旨是我党执政的基本理念，也是管理学理论中所讲述的组织存续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