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当下中国发生的信用危机要放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考察。传统社会是小型封闭简单的社会，人格信用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大型开放复杂的社会，抽象信用与之相耦合。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不对称及传统道德共识的瓦解也是造成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信用危机的治理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治理。

　　关键词：信用危机；社会转型；信息不对称；道德共识

　　信用危机是当下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人人认为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引起的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它无法解释当下中国所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那么信用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应对信用危机？本文试图从学理层面作简要分析。

　　一、社会转型：原因之一

　　信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人格信用，另一种是抽象信用。人格信用是基于亲情或友情的一种信用形式。抽象信用是基于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一种信用形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来探讨当下中国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前已备述，信用危机是一个经验事实。对信用危机的考察要放到当下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来思考。当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即它是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类型的转向，而且是包括经济基础在内的社会结构的转向，是一种新的生活类型。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清楚的理解。

　　1、传统社会人格信用的运行机制A、社会结构。传统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封闭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社会里，农民大多安土重迁，大多比邻而居，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除了必要的日常生活品交换外，很少与外界交往，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性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个人只有依赖社区才能生存。一个人要想在社区中生存，就必须有德行，讲信用，才能保证与他人交往的持续进行。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与之交往的对象大部分都彼此了解，也就是说，是与已知确定对象的重复交往，要持续个人之间交往的重复进行，个人必须讲信用，它是建立在对交往对象人格的高度信赖的基础上。

　　B、信息传播机制。传统社会是地方性社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成员比邻而居，彼此非常熟悉。在这种地方性社会中，人们有着非常灵敏且有效的非正式信息传播渠道。通过闲聊等途径，有关谁诚实可靠、谁好吃懒做或谁喜欢交际的信息在一种非正式网络中很容易传播开来，对成员的监督由群体自身进行，而不必由专门机构来承担。一旦某人欺诈、不讲信用的行为被揭露出来，他在群体内就脸面丢尽，受到孤立，因而也就很难在群体内立足。

　　C、调控机制。除了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机制外，为了保障信用被人们遵守，还必须有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社会通过及时惩恶扬善，善行才得以弘扬，恶行才得以克服。传统社会中对信用的调控机制是通过“脸面”来实现的。迈克。彭曾对中国人的“脸”和“面子”做了细致而精妙的分析。他认为“面子”在中国语境中代表一种地位、一种声望，而“脸”则是社会中维系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联系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我们在此不区分这两个术语，而把它们合称“脸面”，它更具有道德含义，即个人道德品行的完整性。如果一个人的脸面被他人尊重，那么交往就会顺利进行。一旦某人有了不良行为，被揭露出来，人们就会敬而远之，于是他就会感到羞愧、丢脸和窘迫。毕竟，丢脸在中国人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顾全自己的脸面。借助于传统社会中闲聊等非常迅速而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一个人的失信行为被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丢脸，这样，人们再也不愿意与之交往，正是借助于人们对自己“脸面”的重视，才能有效地保障信用被遵守。

　　2、现代社会系统信用的运行机制A、社会结构。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开放性社会。现代社会流动性极强，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层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面临的是与不确定对象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在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次性的，机时非传统社会中的重复性交往。吉登斯明确指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与熟人的重复性交往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地是与陌生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往往是一次性的。在流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普遍有效的规则，来预期他人行为，使其感到有规矩可循，否则变成完全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社会就会完全陷于无序之中。

　　B、信息传播机制。既然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与不确定对象进行的非重复性交往，个人没有精力也无法自己获得将与之交往对象的有关资料，比如个人信用状况等资料。在现代社会中，只有象信用公司、银行、社会保障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专门收集有关资料，予以整理，向公众提供服务。个人通过这些中介组织了解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与之交往下去。

　　C、调控机制。现代社会中同样也需要惩恶扬善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使那些失信行为得到及时惩治，从而使信用得到弘扬，使社会成员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德行有用”，即讲信用和个人合法正当利益相联系，不能造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种现象泛滥。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信用是通过“脸面”这种非正式的人格化形式进行调控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信用调控机制是通过社会专门组织，如法院、各种仲裁机构等社会公共部门不发挥作用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只能由社会公共机构依照普遍有效的规范进行。个人只有选择是否与之交往的权利。

　　二、信息不对称与道德共识瓦解：原因之二

　　通过对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中信用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用的有效运作有两个条件：信息对称和道德共识。

　　第一，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是一对一的直接交往，彼此对对方的人格、品质、信用状况非常清楚，因而才会信任对方并予之以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格信用中交往双方彼此信息是对称的。假如一方信用状况不良，那么就不可能有交往发生。

　　但现代社会中，人格信用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转而依靠建立在专家系统基础上的抽象信用。抽象信用充分发挥自己功能的前提是必须有社会的中介机构。个人信用状况只是他过去行为的记录，只表明他过去如此，并不说明他一定必然如此。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交往是在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场景下进行的，未来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基于别人过去信用状况而作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风险。他过去如此，我们相信他今后也必然如此；这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信念，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获得的有关他人的信息必定是不完全的，我们无法获得有关他人的所有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相信他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这种信任需要一定的勇气。

　　第二，传统社会中，在成员中存在道德共识，即对某种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和信仰。这种信仰是持久的也是唯一的，它有力的维系了传统社会的有序运行。

　　但现代社会却瓦解了这一道德共识。市场经济依靠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关注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他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只关注当下的现实利益。过去已成为历史，未来由于过于遥远而虚无飘渺，唯有当下的实际利益才是切实的。

　　不过，现代人所推崇的这种理性是经济理性，且由于市场经济具有渗透一切的能力，由于经济理性带给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人们对经济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作为人类理性一部分的经济理性俨然成为理性全部，进而成为现代人的终极价值目标，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人评判一切的依据。

　　前已论及，市场经济中主体自由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在他看来，他人、集体或者国家不过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已。社会被“原子化”、“单子化”了，时至今日，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仍旧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因。

　　现代社会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与之相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也从属于不同的领域，个人生活“碎片化”，其生活的不同领域有其不同的价值规范，不同的价值规范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带来价值的冲突和选择的困惑，而没有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现代人生活类型瓦解了原有的道德共识。

　　三、多学科整合：治理信用危机

　　从以上透视中可以看出，解决当代中国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决不是哪一门学科的力量能应付的了，而且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意味着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信用的转换。因此，必须突破单一学科视野，从多学科角度，来解决当代中国发生的信用危机。

　　1、制度建设现代社会是交往范围和程度都非常广泛的社会，为了能对行为有所预期，使交往有序进行，必须有普遍有效的规则作为人们交往的准则。现代社会所依赖的普遍有效的规则，只有通过制度安排。制度的优点是它不因人而异，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边界，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社会鼓励的，什么是社会谴责的，都明确无误的诉诸于规范。人虽然在普遍交往中感到种种牵制，但这种牵制却使人的行为有所预期，有规律可循。反之，没有制度、规范，一切都听命于偶然性，才真正使人感到无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社会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规则稳定下来，使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有明确的预期，在现代社会就是法治。

　　2、政府在信用建设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间不长，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因此单靠市场的自生自发演化很难有效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而且自生自发演化并不必然就是线性的进步关系，它也有可能向不好的一面演化。所以政府应当在信用建设中发挥其独特作用。第一，建立信用资料数据库和实现信用资料的开放，并对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体系，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第三，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中介机构，通过这些中介机构，一方面向客户提供所需的信用资料帮助客户规避信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它们特有的信息传递机制，促进社会有效的惩恶扬善机制的形成。

　　3、专家系统的建立吉登斯曾总结了现代社会的两个特点，即时空分离和专家系统的建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社会关系从地域性的具体情境中分离出来具有了普遍性特征。专家系统的建立从根源上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工日益深入，社会组织的功能日益专门化，不同的组织在整个社会巨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协调有序共同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作为社会分工在知识层面的表现则发展出一个庞大且分工细密的知识体系。对个人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只能拥有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在现代性情境下，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依赖专家系统所掌握的知识。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开放性意味着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存在。吉登斯曾以明快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未来日益被看作越来越不可知的，并且越来越与过去相分离开；与此同时未来也成了一个新的地域，一个不真实的可能性的地域。”流动性意味着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当中，一切都是暂时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永恒神圣的。但生活于现代性情境下的人们又企求某种确定性，某种“常规”，专家系统以其掌握的专门知识而成为某一方面的权威，为人们提供了某种确定性，成为人们生活的依靠，人们之所以信赖专家，不是建立在对他的“道德品质”信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专家所掌握的知识的正确性基础上的。

　　但正是专家所掌握的专门知识恰恰又是值得怀疑的。现代性是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它剥去了事物神圣性的外衣，使任何东西都世俗化，处于暂时性之中，专家系统也不例外。吉登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今天所能够接受的，得体的、可取的行为，可能就会随明天的情境或后来知识观的改变而改变。”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现代生活场景下的人们需要某种确定性，而生活本身又在不断打破这种确定性。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不断怀疑的基础上。因此，走向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走入绝境。相反，认识到悖论，标志着我们认识上的进步。对于象中国这样刚刚步入现代性社会的国家来说，社会分工还很不完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深入，现代性本身正处于发育和完善之中，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值得信赖的专家系统。

　　4、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麦金太尔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在美德和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正义法则仅仅对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是有效的，对一个无法无天、毫无道德感，从不知正义、良心为何物的人来说，正义法则不起任何作用。也就是说，仅有正义法则是不够的，正义法则最终还要靠人来实施。信用也是如此。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只能规定一些原则，它不可能穷尽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总归是不完善的，总是存在缺陷的，面对制度的不完善性和制度对现实生活的滞后性，就有必要借助于人内心的力量，人的良心、道德自律，自觉地不去利用制度的缺陷，坚守作为人的道德底线。所以，就必须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运用道德的力量使人们自觉遵守信用。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提高“全民族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只有在民众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信用才会为人们自觉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