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从根本上讲，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这么一条主线展开。

　　【关键词】幸福理论，主流经济学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一干人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的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它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痴。”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换言之，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其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其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 C. 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亦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 J. 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满足全部五个条件从而实现从个人偏好导出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1BJL0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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