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一：确认与计量难度较大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关键是确定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我国采用的是经济性标准，只要资产发生减值，即当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就予以确认。然而，要合理确定各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有较大的难度。（1）我国目前资产信息、价格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使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缺乏依据。（2）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入账后，由于技术更新、市价下跌等原因，会发生价值贬损。对其确认和计量远远超出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需多个部门协同认定，甚至需要企业外部的专业评估机构才能认定。不仅难度较大，而且时间往往滞后于会计信息披露时间。（3）应收款和对外投资的减值要根据债务企业和被投资企业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状况认定。这项工作就目前来说，在我国还很难做到。（4）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资产减值准备要逐项确认和计量（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虽然是按比例提取，但提取比例是在逐项分析可收回性的基础上确定的）。企业资产的种类多，要对成千上万种资产的可变现或可收回净值逐一确认和计量，难度太大。
问题之二：计提被滥用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成了上市公司操纵盈利的手段。上市公司利用“计提准备”操纵盈余的方式主要有：一是集中在某一年巨额计提准备，造成当年巨亏，来年可轻装上阵，不提或少提准备，为利润增长埋下伏笔。二是往年先多提资产减值准备，当年部分冲回，以调控盈余。三是不计提或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虚增利润。资产减值准备之所以被上市公司大肆用来操纵盈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由于《企业会计制度》对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只作了原则规定，计提标准及比例则由企业根据情况自行确定，这在客观上为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调节盈余提供了可能。（2）由于实行连续两年亏损将ST处理，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上市及退市的规定，一些亏损公司便充分甚至过度利用会计政策，在亏损一年后的第二年，往往会不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争取盈利避免ST处理；另一些三年连续亏损的公司则在最后一年大幅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希望借助这种“一次性处理”的做法，博取公司最终盈利的可能和恢复上市的机会。（3）上市公司在以前年度虚增了收入、隐瞒了费用，从而形成了较严重的“资产泡沫”。为了释放风险，计提巨额资产减值准备，对资产负债进行清理。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成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逃废债务的手段。在2002年年报中，许多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的应收款、借款担保等全额或大比例计提资产减值。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在非流通股中，国有企业占绝对控股地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而“一股独大”又带来公司治理的内部人控制，大股东长期控制着上市公司的人财物。除此以外，上市公司对其他单位的欠款大比例计提坏账准备，也有内外勾结逃废债务的可能。
问题之三：外部监管难度大
1、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公允性难以衡量。短期投资市价、存货可变现净值、长期投资可收回金额、应收款可收回金额、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等资料是企业确认和计量资产减值准备的基础。其中“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依据相关的估计数据确定“可变现净值”，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其结果会因人而异。“可收回金额”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需预计未来一定期间现金流入量和贴现率，更具有不确定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大，使计提不仅缺乏衡量标准，而且缺乏制约手段。
2、资产减值准备再确认缺乏权威性。客观地讲，企业外部人员对企业的资产性态、使用价值知之甚少。因此，注册会计师、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审计机关等部门对企业确认的减值进行再确认缺乏权威性。
二、对策与建议
1、进一步健全信息、价格等市场机制。通过信息价格市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价格信息资料，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供依据。
2、切断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从而弱化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的动机。首先，改进“八项准备”计入损益的做法，设置“资产减值损失”科目，集中反映计提的“八项准备”。其次，改进对上市公司的考核评价指标，以营业利润作为考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这样不仅可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控利润，还可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资产重组、地方政府越权减免所得税及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操纵盈余。
3、在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之前，上市公司对大股东的欠款暂停计提坏账准备。
4、强化上市公司对相关信息的披露，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尽管有关法规中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变更会计政策对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重要影响的应予说明，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对大额计提（转回）、不提（少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均未作详细披露。建议监管部门对披露信息不足的公司，责令其对年报中给公司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会计处理予以充分详细地说明，以限制其利润操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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