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揽子刺激政策陆续出台。从目前来看，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如期显现，经济骤降的局面初步遏制，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

　　抓准着力点

　　这并不意味着困难已经过去，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驱动协调性长期失衡，内生增长动力亟待加强。一是刺激经济的应急效用难以为继。目前投资效益递减、社会投资响应有限、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和流动性过剩加剧就是明证。二是行政惯性推动蕴藏风险。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爆发达到顶峰，一些地方不顾实际需要，争上项目、盲目攀比、融资行为失控，银行盲目授信、资金监管乏力等各种问题不断集聚，给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和经济发展埋下巨大隐患。三是市场自我校正机制受到扭曲。在进行政府干预时，如果不改变投资过度扩张、消费过于疲软的运行轨迹，必将延长社会经济调整周期，大量累积结构性、系统性风险，加大社会经济转轨的难度和代价。

　　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当前财政政策应有新举措，即可按照“内外均衡、长短兼顾、快慢协调”的原则，着眼于长期驱动而非短期刺激甚至“惊险跳跃”，筑牢出口-投资-消费的联动机制，形成驱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和水平，为新一轮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平台。在设计和运用财政政策时，既要有统揽全局的战略眼界，又要有顺势而为的运筹智慧。其目标不应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要将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从原来的直接刺激或者抑制经济增长功能转向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健康性，符合“内生”要求。其中的关键就是筑造需求拉动的新引擎，即将投资和出口双重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消费真正成为“保增长、扩内需、化危机”的主旋律。

　　念好“五字决”

　　一是“保”。即保增长，表面上是将政府投资作为直接动力和引擎，拉动经济离开临近衰退的危机深渊。更深层的意思是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点刹车”模式，确保经济增长率的“峰谷”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可控范围内，排除影响经济稳定的扰动性因素，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和强劲动力。

　　二是“救”。即救市场，通过组合政策工具改善影响出口、投资、消费协调的各项约束条件，恢复市场经济运行的弹性活力和自我修复潜力，推动市场自我校正和社会经济结构自我调整，从而优化整个经济生态系统。

　　三是“调”。即调结构，积极调整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和调控投资增速，促进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切实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的同时达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四是“控”。即控风险，着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消除造成出口、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克服经济运行各种痼疾，缓解各种矛盾冲突，防止损害经济增长基本面。同时逐渐调减财政赤字和化解政府债务，合理规避财政金融风险，提高经济安全度。

　　五是“转”。即转方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和激励创新，增进公共基础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从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对经济增长形成广泛和持久的推动力。砍好“三板斧”吐故纳新，调理外平衡。将改善外部需求、促进外贸增长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内生性增长相结合，加快“腾笼换鸟”，选优汰劣。

　　一是调整外贸发展方向。在世界经济链条中，我国处在来料加工、出口加工、资源品生产等低端环节，危机抵御能力弱，而传导效应较强。要改变这一现状，应加快推行税收的产业梯度优惠政策，注重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传播和扩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端化，增强国内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优化进出口结构。一方面，扩大能源资源产品、战略储备产品、装备制造产品的国内需求，促进进口止跌回稳，提升进口质量；另一方面，健全出口退税制度，根据效率原则，强化出口退税对适度调整外贸出口总量与结构的杠杆效应，帮助企业节本增效，加快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三是促进金融健康开放。建立多元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币种权重，增强汇率弹性，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跨境资本的监测和管制，积极干预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健全信贷风险预警系统，防范长期通胀风险。

　　通经活络，加强内循环。实施理性投资，优化供给结构，打通投资与消费的“任督二脉”，通过良性内循环创造能够抵消外需萎缩消极影响的内部需求。

　　一是调整投资重点。通过财政贴息、结构性减税、创新能力建设等，激活“软、高、长、小、新”产业，创造有效供给，释放居民潜在的消费能量。“软”即有利于软实力提升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即高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品；“长”即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行业；“小”即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新”即生产性或生活性服务业等消费新增长点，如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业、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二是推进理性投资。通过优化投资理念、调整投资结构、实行投资准入等，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中导入“两型”观，提倡绿色投资、文明消费。包括：落实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政策，严格限制“两高一资”项目投资；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建立资源市场定价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启动环境产权改革，刺激环保投资，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提高投资节能环保准入门槛，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产能。

　　三是拓宽投资空间。放松政府规制，拓宽社会资本的发展空间，增强社会投资的响应能力和发展后劲。要建立合理的垄断利益分配机制，营造公平环境；破除各类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壁垒，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等重要领域，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改善金融信贷服务，为社会投资拓宽融资渠道。

　　四是规范投资行为。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充分考虑政策对象的价值取向、范围、接受及配合程度等，减少盲目无效投资；优化政府投融资运作，提高政府负债尤其是隐性负债的透明度，防范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建立合理的项目评估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不断趋向合理化、长期化。

　　固本清源，重塑内驱力。围绕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做好文章，重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一是筑牢居民消费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比重，提高农民、城乡低保对象等中低收入者的补助水平；建立个税年度申报制，合理确立税前扣除费用，推行综合所得税征收模式；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加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费、国有资产收益征管，控制垄断行业收入。

　　二是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建立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基础教育、卫生医疗、住房保障的公益性质，建立教育援助、医疗救助、住房补助机制，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三是优化居民消费环境。采取有抑有扬的调控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要保障基本需求、引导改善需求、打击投机需求；对文化服务消费，要加大鼓励宣传，挖掘深度潜力，孵化新消费热点；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要规范行为、加强监管。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消费信贷发展，扩大消费信贷规模。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城乡流通网络，营造健康、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