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11级台阶见证60年辉煌——从“五年计划”演进看重庆历史变迁

　　60年筚路蓝缕，60年风云激荡。中国60年的大发展，超过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的总和。60年的大进步，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特别是直辖以来，昂然崛起成为一座站立的城市。1950—2008年，GDP年均增长7.6%突破5000亿元，人均GDP年均增长6.5%突破2500美元，投资年均增长26.5%突破4000亿元，社零总额年均增长10.9%突破2000亿元。

　　记忆回溯到195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国发展目标——“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诞生了。从此，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不断调整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航程的节奏和方向，11个“五年”清晰地勾勒出重庆的沧桑与巨变，见证着重庆的奋进与勃兴。

　　“一五”计划：经济恢复后的改造提升。从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到1952年底，经过三年的恢复发展，被战争破坏的重庆经济逐渐好转，从1953年到1957年，重庆编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条战线社会主义建设气氛高涨，工农业生产迎来恢复性增长。GDP年均增长7.7%，人均GDP年均增长5.1%，工业和农业产值年均增长23.3%和6%。累计完成全社会投资10亿元，其中用于工业部门占2/3，新建和改扩建工矿企业133个，507火电厂、重庆造纸厂、610织布厂、针织厂等工业项目建成投产。

　　“二五”计划：大跃进下的律动。围绕挖掘潜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958年重庆开始实施“二五”计划。但同时“大跃进”运动波及重庆，提出“尽快把重庆建设成为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大跃进”目标，拟定投资建设150个大中型项目。客观经济规律被热情与冲动超越，盲目冒进成为经济建设主旋律，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大起大落、遭受重挫，1959年起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市委、市政府贯彻执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总体要求，在“二五”后期开始进入调整时期，尊重规律逐渐成为基本原则，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GDP增速年均下降3.8%，1958年高达18.6%，1961年下降35.3%。地方财政收入从1960年12亿元骤降至1962年3.1亿元。新增工业企业2100多家，新增投资21亿元，新增公路通车里程5000公里。

　　“三五”计划：三线建设催生重大转折。经过1963—1965年的调整、整顿，重庆开始实施“三五”计划。“三五”计划在制定之初，重点是解决“吃穿用”问题，在此基础上恢复经济，按照农、轻、重顺序使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发展，但鉴于当时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央立足于积极备战，作出加快“三线”建设重大决策。尽管“三五”计划在实施中遭遇文革和中苏冲突等多重阻力，由于吸取了“二五”时期的冒进教训，加之得益于“三线”建设，各项指标基本实现。在“三线”建设中，重庆成为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成为工农业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战略后方基地。1964—1967年再次计划单列，为重庆赢得平稳发展的体制优势。沿海企业大量西迁重庆，重庆工业实力有所增强。GDP年均增长1.5%，后期增长较快，1969年和1970年GDP分别增长11.8%和20.5%，其中工业高达33.7%和36.3%，在GDP中占比超过农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3.9%，支撑大量基本建设、工厂新建和扩建。制造业连创多个“第一”：全国第一批25吨自动卸货汽车、第一台钢球自动检验机、第一辆重型越野汽车、第一台高精度涡轮滚齿机先后试制成功，建成西南唯一生产齿轮刀具的专业工厂。

　　“四五”计划：在失调中调整。1971—1975年实施的“四五”计划，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跃进”计划。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经济发展缓慢，GDP年均增长5.4%，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下降，如1973年投资率38.9%，消费率高达81.1%，1972—1974年连续3年工业、财政收入负增长。针对结构失衡，强调抓紧时间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益。1975年，在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形势开始好转，GDP在连续3年低迷后大增11.5%，投资增长98.1%，财政收入增长53.5%。总体上，“四五”时期，建成了一批骨干企业和基础设施，经济没有出现“大跃进”时期的严重倒退。尤其是，水利建设成就很大，1973年市委召开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会议，1975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43万公顷，比1949年新增38万公顷。

　　“五五”计划：改革开放启新篇。百废待兴的重庆，有太多的憧憬和期待，恢复和调整成为“五五”计划的主线。1976—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济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由于执行“大干快上”的冒进方针，经济结构失调、效益低下。三中全会后，全党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重庆经济开始走向健康轨道，粮食产量创最高记录，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相对协调。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年均增长9.6%、8.9%和13.2%，累计投资31亿元。基础设施改善，公路通车里程达1.7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从无到有达554公里。新增各类学校300多所，其中高校8所。思想意识形态的火花激越绽放。

　　“六五”计划：城乡经济共繁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1981—1985年，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农业发展迅速，经济结构有效调整，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温饱问题基本解决。GDP跨上百亿台阶，年均增长9.7%，三次产业结构35.4：42.1：22.5，农轻重协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4.6%和14.8%，财政收支年均增长8.7%和14.3%，收支基本平衡。社会事业首次进入五年计划，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市场化改革顺利起步，从原有计划经济框架中逐渐转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开始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1983年成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又一次计划单列。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模式转向开放战略，沪宁汉渝加强横向联系振兴流域经济，对外贸易从无到有，首次单独对外承担劳务技术项目。

　　“七五”计划：转型发展潮涌巴渝。1986—1990年，深入贯彻《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全方位展开，企业自主权大大增强，对外开放迅速扩大，外向型经济不断拓展。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发展道路，成为内陆城市改革开放策源地，先后创造了资产经营责任制、军工企业转民品生产、区域流域经济合作、企业股份制、流通“四放开”和工交“五自主”等改革经验。深化以价格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价格改革从闯关式转为渐进式。GDP年均增长6.8%，保持平稳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3%，汽车产量突破2万辆，奠定重庆工业基础。投资和社零总额年均增长13.7%和14.7%，投资消费双轮齐驱。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3%，城乡居民收入突破1600元和500元，年均增长15.8%和12.5%。受全国经济过热影响，CPI最高增幅22.7%，1990年回落到1.4%。1990年新引进外资项目79个，协议引资1.86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和海外合营项目25个，“三资”企业累计达112家。国家“863”计划出台，重庆制定科技振兴规划，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起步。

　　“八五”计划：最快的五年。“八五”计划是重庆解放以来执行得比较完整和成功的五年计划。1991—1995年，在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指导下，改革开放战略全面推行，经济工作重点向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益转移，成为解放以来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时期。GDP年均增长13.2%，跃上千亿级台阶，提前五年实现翻两番战略目标，比全国高1.2个点，波动落差7.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比重74%，比“七五”末提高7.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启动分税制改革试点，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组建摩托车、啤酒等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老牌企业针织总厂宣告破产，国有、集体商业实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双轨制退出历史舞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加快培育，多功能多层次市场体系逐步形成。获批成为沿江开放城市，总体开放格局开始形成。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15.8%，直接利用外资是“七五”期的20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全国10个重点试验区之一。

　　“九五”计划：新重庆新机遇。“九五”时期，是重庆发展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时期。1997年重庆直辖，翻开历史崭新一页，肩负完成三峡库区百万移民，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与振兴老工业基地，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四件大事”的历史使命。“九五”期间，在经济成功软着陆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重庆紧紧抓住直辖市成立、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国家扩大内需等历史机遇，战胜了危机的严重冲击，GDP年均增长9.3%，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人均GDP达5616元，是“八五”末的1.6倍。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新台阶，年均增长17.8%。累计完成投资2400亿元，是“八五”的2.9倍，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建成朝天门广场、人民广场等标志性工程。社零总额年均增长11.6%，商品短缺状况结束，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老工业基地展现生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比由5.6%提高到11.4%，汽车产量突破20万辆达24.6万辆。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1%和8.3%，18个贫困区县成建制越温达标。三峡工程搬迁移民20.3万人。加快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企业改制面超过60%，非公有制经济占比达35.4%。以三峡库区和主城区为重点，一批重大环保项目启动。内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实际利用外资15.2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73亿美元，分别是“八五”的1.3倍和1.5倍，世界500强企业落户28家。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大领域开始全面市场化改革。

　　“十五”计划：新千年的新发展。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十五”时期的主旋律。重庆克服非典疫情等不利因素，大力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市场化等重大战略，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05年，GDP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长11%，人均GDP突破10000元，年均增长11.3%，非农产业占比84.9%，比2000年提高2.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达45.2%，年均提高近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395亿元，增长2.8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均增加1倍多。投资、消费跨上千亿级台阶，投资累计完成6700亿元，比“九五”增长1.8倍，2005年社零总额1216亿元，年均增长11%。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村活力迸发，粮食生产扭转2001—2003年停滞局面。集中力量培育汽车摩托车等产业集群和长寿化工园区等特色工业园区，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比2000年接近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突破1万元和2800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80万，累计完成三峡移民安置94万人。生态环境质量趋于改善，库区水质稳定，森林覆盖率达30%。培育壮大“八大投”，国有资产总额超过3500亿元，比2000年扩大1倍。把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升到战略高度，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9.2%和16.1%，累计利用内资448亿元。积极争取国债，集中力量办成一批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完成“八小时重庆”通达和“半小时主城”通畅工程。一批新兴商圈、商业步行街、滨江餐饮休闲区成为城市亮丽风景。“两基’人口覆盖率达97.6%，在校大学生人数比2000年翻一番多，三峡博物馆、奥体中心、规划展览馆和国际会展中心等重大文体设施竣工投用。

　　“十一五”规划：从“计划”向“规划”的转折。“计划”为“规划”代替，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克服低温冰冻雨雪灾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2007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314”总体部署，6月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9月获批全国首个城乡总体规划。2008年，制定内陆开放战略，规划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五个重庆”，未雨绸缪制定调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落地，4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重庆发展改革跃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加快谋划完善区域经济功能，建设东西部联动开发基地、西部消费之都、西部金融中心、内陆进出口基地、西部人才高地、西部大市场等重大战略平台。经济步入快通道，3年GDP年均增长14%。发展动力持续增强，投资年均增长26.3%，累计完成近1万亿元，是“十五”总和的1.4倍，社零总额年均增长19.3%。财富效应加速积累，政府、企业、个人收益均有大幅提高，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达963亿元，比2005年增长1.4倍；工业企业利润259亿元，整体实力明显增强；金融资产快速壮大，存贷款余额分别增加到8102亿元和6384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到15709元和4126元。内陆开放高地加速崛起，3年吸收内外资分别达1571亿元和45亿美元，实现进出口总额224亿美元。区域合作由行政区转向共建经济区，成渝经济区成为国家在西部重点发展的三大经济区之一，“西三角”经济区开始构建，“两江新区”、保税港区成为经济增长极。统筹城乡改革试验迈开新步，旨在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保、基层治理、农村产权等系统性变革，逐步找到一条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现代产业基地框架初成，工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金融、物流、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

　　60年的光辉历程，宛如气势磅礴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深深地镌刻在丰碑之上。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重庆肩负国家战略，踏上新征程，为中国的大国之梦和重庆的大城理想续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