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2009年上半年在政府力度空前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8098亿元，增长33.6%，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26.8%，并且高出1月—5月的数据0.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经济增速同比增长6.1%；当2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快至35.7%时，经济增长则迅速回升至7.9%，投资的强大驱动力是显而易见的。

　　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历史经验看，1978年至199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0.3%，1990年至2000年升至36.1%，2001年至2007年贡献率更是加速上升，平均为48.36%。我国投资每增长1%，则当年GDP增长0.48%。由此推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中大约4.3个百分点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

　　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我们来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鄄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年—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

　　这样，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未来中国的高投资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新的产能过剩风险。在高投资的驱动下，今年第2季度，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9.1%，已经高于2季度GDP7.9%的增幅，特别是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7%，重新回到了两位数的增长，工业经济的超强回升将带来产能过剩的新隐忧。全球经济数据显示，与库存调整相关的基钦短周期已接近尾声，但是与全球去产能化相关的中长周期却刚刚开始，这必将影响未来长期潜在产出。

　　从各大经济体看，产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继续。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欧元区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幅度更显著。2007年9月份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达79.7%，而2009年5月份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下降至68.3%的水平。在最近20年的历史上，美国两次产能利用率探底分别发生在1990年至1991年间和2001年至2002年间。在两次经济衰退周期中，产能利用率分别下跌至78.7%和73.5%。显然，仅从数据上看，目前的状况比当时还要糟糕得多；欧元区今年第1季度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5%，较2007年第2季度水平大幅下降。面对着全球去产能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国自身固有的重工业化时期的产能过剩问题，此次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所积聚的新产能又如何消化？中国是否还要重复过去“大进大出”的粗放型经济循环？如果全球经济遭遇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又回归到原来失衡的老路，那么这次危机过后留下的仅仅是伤痛和遗憾了。

　　中国需要正确区分长痛与短痛，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从提升路径上看，中国未来必须提升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宏观投资效率摆脱投资依赖型增长，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投资效率，避免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产生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错配。展望未来，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这一转变，那么，可以预期经过危机的洗礼，中国的经济生态系统将得到不断优化，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