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危机尚未结束，中国经济增长企稳的转折期，特别需要考虑增长的结构优化和可持续性问题。特别需要冷静考虑反危机和经济稳定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权衡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结构优化关系、发挥政府职能与完善市场机制关系、政策稳定与调整关系，趋利避害，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刚刚出炉的2009年半年报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彻底扭转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跌趋势，进入回升通道。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9%，环比提高1.8个百分点，其他一些指标，如楼市和股市快速回暖，电力生产开始正增长，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继续上升，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工业增加值重新进入两位数增长，外资直接投资（FDI）和热钱流入加快，物价指数下降趋势减缓，6月份财政收入开始正增长，银行间利率有所下降，出口下降幅度收窄等则进一步证实，在多数国家经济继续深度衰退或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反危机经济政策见效快，见效明显。

　　目前，在转折时期，有必要对已经采取和实施的政策措施及其表现进行一个必要的梳理和检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适度调整政策措施，实现“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促民生”的目标。

　　增长引擎持续性如何

　　上半年中国经济基本面表现总体上好于多数国家，主要源于政府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房地产回暖和超量的信贷供应，如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33%，投资对上半年的增长贡献率高达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幅度较大。新增贷款总额达到7万多亿元，同比增长200%以上。

　　消费虽然表现也不错，拉动增长率3.8个百分点，同比还是有所下降，与投资贡献率相比依然软弱。在出口增长前景不明确、消费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主要依靠投资信贷的增长基础稳固性，自然引发一些担忧。

　　增长动力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不高。一是过多依靠政府型投资扩张拉动。今年1月—5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9%，累计施工项目同比增加47912个；新开工项目同比增加39510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33.8%,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95.9%。其中，政府型投资及银行贷款是主要投资来源。可见,投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的基本动力。但是，继续扩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潜力有限。因为财政收支缺口大幅度拉大，预算平衡状况恶化，继续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和补贴空间不大，而继续依靠扩大信贷支撑也存在很大风险，这将导致未来坏账几率提高，还可能难以遏止相当部分信贷资金被违规用于股市、房地产等投机领域，以及导致流动性过剩拉高通货膨胀预期，资产泡沫的积累和形成不利于实体经济的稳定恢复。

　　二是出口因外部需求低迷而对增长的拉动效应无法回到以前。虽然金融危机最坏的时期已经结束，但国际经济走势不确定性还较高,外部需求低迷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今年1月—5月，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1.8%，连续7个月下降。实际利用外资及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下降幅度也达到30%左右。同时，国际上对中国产品的抵制压力加大。因此，继续扩大商品输出规模拉动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是消费繁荣拉升增长的作用依然不足。一方面，失业多，工资下降压力大，居民收入无法大幅度提高，有效购买力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危机时期，社会保障体系软弱及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高，使居民即期消费信心不足。社会保障改革缓慢和保障水平低下依然是居民预防性高储蓄的关键，这说明消费持续提振存在很大阻力。

　　经济增长结构没有明显改善。在保增长这一主要目标下，全国经济工作的核心均以落实投资项目为主要手段，投资的逐步落实到天量的贷款出笼，成为产能稳定甚至扩大的基本动力，但投资消费结构、投资部门结构、产出结构、能耗结构、内外需求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均未有优化的迹象。如大量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钢铁、煤炭和有色金属等上游产业等创造GDP规模快的领域，上半年30%多的投资增长只带来了8%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长，说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消化上游企业的库存。对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少、污染环境小等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尤其是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革新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这样在主要依靠传统产品保产稳产和扩产条件下又开始出现一些传统产能过剩现象，如钢铁等库存量加大等。同时，对改善社会保障领域的关注显得不够。尽管在近几个月出台的一揽子政策中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领域的支出，但其所占比重依然很低，也是居民消费难以有更大增长的症结所在。

　　增长刺激手段与机制尚未改变。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反危机和稳定经济措施看，依然主要依靠政府出手，如直接审批、投资、减税、补贴、回购大企业股票等，政府主要通过各种行政手段调配社会资源用于刺激经济。政府政策指向具有偏强弱小，即过度依赖国有大企业来实现投资和资源配置，基于市场的投资没有形成。由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国有大企业承担，其对民间投资拉动作用小，导致垄断化倾向增强，而中小企业准入机会较少，生存空间缩小；在急于下拨资金和贷款上新项目过程中，缺乏合理论证，包括环保论证；在政府财力支持倾斜方面，虽然一直强调要扩大内需，调整内外失衡的偏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依然偏重刺激和鼓励出口，给予出口企业和产品连续7次退税、外加全面出口信用保险覆盖、出口基金等多重支持，其所享受的优惠政策远多于国内市场产品，形成了对内外市场的歧视性待遇；垄断领域改革由于受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寸步难行。

　　推进结构优化方向何在

　　坚定不移地将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作为中长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要在稳定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更加致力于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更快，是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关键。形成内需主导型增长动力结构不能单纯依靠投资，而更要依靠消费，消费加快成长既是经济增长的本来之义，更是推动经济未来增长和升级的源泉。与投资相比，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下降，必须花大力气扭转投资消费比例关系进一步扭曲趋势。

　　调整政策导向合理性并提高政策执行力。目前应在稳定和增加生产的同时，坚持产业导向政策，鼓励先进，淘汰落后。通过税收、政府采购、信贷、利息补贴等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使产业与区域发展政策导向落到实处。同时，还应强化经济刺激和产业调整政策，关注并遏制一些投资和贷款的“跑偏”现象。有专家认为，上半年，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资金流入了票据“空转”市场。这样看来，就有大约一半左右的信贷资金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而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无论是对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都不会带来明显的财富效应，更多的是替代效应，即只会挤压消费而不会促进消费。

　　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必须下决心打破利益与垄断集团对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反危机时期，适当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纠正市场偏差，并使经济较快复苏是必要的，但不能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和可以取代市场的。要正确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必须严格约束政府之手。“救火”之时，政府通过各种命令和资金大显身手，必须要考虑“灭火”之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遗症，如过度投资和发贷之后，经济趋于稳定后又可能出现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过剩等问题，必须进行适度回调，提高决策科学性和前瞻性。

　　目前及未来改革重点

　　首先，大力推进基本要素的价格机制改革。重要资源价格的配置权是核心经济利益所在，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土地、矿产资源、劳动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关系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公平化和效率化。推进要素价格改革，需要政府自身放权让利和消除巨大的利益集团阻力。例如，由于“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多数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再加上做大GDP蛋糕和加快城市现代化导向，使得多数地方对调房价、促消费并不会积极，想方设法使中央政策变样。又如，垄断企业往往逼迫政府维持汽油、土地等关键要素的高价格和倾向自身利益的价格形成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方向变化同样触及形形色色的垄断集团的利益，要推进改革以及优化结构，就必须遏制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

　　其次，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加快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加快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真正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市场机会、产品服务准入、资金获得等方面的门槛和桎梏，抑制国有企业集中化和垄断化的不断提高。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减持。短期财政刺激对于稳定经济下滑趋势是必要的，短期性效果也是较好的。但从世界经验看，仅靠财政刺激是无法使一个经济体走向持续恢复发展的，必须配合以其他中长期政策，特别是结构性政策。因为，这场金融危机本来就是内外结构失衡的产物。

　　再其次，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财政体制改革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要在继续扮演适当的经济建设推动者和调节者身份的同时，强化自身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定位，即优化支出结构及预算管理体制，加大公共服务比重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社保水平的提高是有效降低居民预防型储蓄、消费倾向低的基本条件。在经济低迷背景下，稳定就业是保消费、促增长的关键。

　　最后，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开辟消费繁荣之源。中国消费弱的症结在于近10多年来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篮子中的份额太低而且在不断下降（近10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11.66个百分点,仅为4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行业、区域、城乡、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到11倍，这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同时，社会保障措施不到位，居民强制性储蓄倾向高。

　　扩大消费的关键之一在于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和格局,使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为此，需要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还要加强对农民素质与专业培训、廉租房建设、教育及社区医疗卫生改革等，使农民购买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消除对服务业发展的一些限制，增加就业岗位，使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和消费倾向显著提高，是繁荣消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