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企业创新“四千精神”——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 

　　改革开放30年，民资“发动机”强力领跑浙江经济。

　　1978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123亿元，列全国第12位，人均GDP331元，列全国第16位。而到2008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21487亿元，人均GDP42214元，两项指标均列全国第4位。

　　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的背后，是省内民营经济的迅猛崛起。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所指出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发动机”。

　　那么，这台“发动机”是如何造就的？

　　源自草根而力争上游

　　1980年12月11日，温州发放了我国第一个个体户营业执照。这之前，浙江私营企业数量为零。到2008年底，浙江私营企业总量已近51.8万家，注册资本金1.08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近190万户，资金数额近740亿元。

　　2008年，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总量超过70%，还创造了全省60%的税收、76%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口。涓涓细流，汇成浩瀚江海。回顾浙江的一些“明星”民营企业，虽然其初创之时占位不高，但从未甘居下游。

　　中国最大的汽配生产企业万向集团，30年前原本是杭州市萧山县宁围镇农机厂。上世纪70年代末工厂终于可以进入国营公司包销计划，但是厂长鲁冠球却提出从农机配件向汽车万向节转型。

　　当时的全国汽配市场风行“价格战”，鲁冠球率先打出“质量战”、“服务战”大旗，挑战当时“出厂概不退换”的理念。有一年，芜湖客户发来一封退货信，鲁冠球拍着桌子要求全厂销售人员跑遍全国客户，把发现不合格的产品全部退回来，卖给废品站。

　　如今这家企业不仅占据了国内65%以上的汽车万向节市场，而且还从田野走向世界：1984年公司出口第一批汽车万向节，如今已经在国外设立、并购、控股了31家公司，经营收入中有1/4来自海外市场，实现了“在洋人的土地上，用洋人的资源，做洋人的老板，赚洋人的钞票”。

　　2009年4月，万向集团动工建设年产1000辆纯电动客车产业化项目和年产10万套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而从1999年起，万向就开始研究零排放汽车，所掌握的纯电动车技术可使电池寿命超过25万公里，单次行驶里程达200公里。

　　浙江正泰集团如今已经是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但在1984年7月，正泰集团的前身求精开关厂创办时，资产总额只有5万元，年销售收入1万余元以及职工5名。企业身处的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也一度以充斥着假冒伪劣低压电器而“闻名”全国。

　　1990年国家七部委开展了大规模打假治劣活动，矛头直指柳市镇。求精开关厂却以拿到全县第一张生产许可证的资质，脱颖而出。如今的正泰集团手握400多项专利，与国际龙头企业呈鼎足而立之势：2005年与通用电气(GE)合资，2009年又在与施耐德的跨国诉讼中获赔1.6亿元。在新能源浪潮中，这家企业又悄然布局，兴建了填补国内空白的太阳能薄膜电池工厂，2009年6月在宁夏石嘴山启动了100兆瓦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浙江少有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缺乏专家云集的高校院所，也很少得到国家的投入，但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专利的申请和授权量以及申请到的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却名列全国前茅。力争上游，不断创新，是浙江民企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尊重首创而不放任自流

　　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2008年全年市场总成交额492.3亿元，各类小商品出口到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而在1982年，义乌当地的地摊集市还是政府屡次查禁的对象。

　　改变始于一位农妇与一位县委书记的“争吵”。当年5月的一天，当时42岁的冯爱倩在政府大院门口拦住了县委书记谢高华，责问道：“老百姓生活这么苦，摆个地摊还要提心吊胆，政府还给不给我们一口饭吃？”两人随后又在办公室里争论开来。最后，谢高华告诉冯爱倩，放心回家摆地摊，有关部门不来查你们。

　　争论之后，义乌县委、县政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大胆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从那时起，义乌换了八任市(县)委书记，但是“兴商建市”的战略始终没有动摇。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深刻历史启迪。义乌市场的繁荣之路则是这一精神的真实写照。至今义乌人民还没有忘记老书记谢高华，而谢高华说，他所做的仅仅是尊重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顺应了民心。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样需要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义乌，历届党委政府既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发明，又对经济发展的步伐采取有力的引导。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万商云集，但是产权却始终掌握在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手中，政府始终把握了市场资源的调控权。

　　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义乌市场也交出了不俗的答卷。今年上半年，义乌市场实现成交额222.71亿元，同比增长12.85%。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说，早在2007年初，义乌市委、市政府就针对一些领域产能过剩、外贸结构雷同的现象，居安思危，抓好产业创新、提升工作。事实证明，产品创新多、渠道更新快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趋利本性决定了市场主体的良莠不齐。浙江的政府部门始终采取“泼去脏水，留下孩子”的做法，保护微弱的发展新芽。仍以柳市镇低压电器的兴衰为例，20世纪80年代全国查出的170万件伪劣低压电器中，一大半来自柳市。1990年6月，国务院七部委为了整治一个小镇的市场秩序而专发红头文件，一下子就有1000多家工厂关门歇业，数百个营业执照被吊销。

　　但是，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始终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打假并不是对这个产业一棍子打死。他们调查后发现，柳市低压电器质量不过关，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拿不到按计划配给的白银，只能用白铜替代。为此，他们一方面积极配合打假行动，另一方面设法审批到几十吨白银，延续了柳市企业的正常生产。

　　回顾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各地政府都千方百计支持其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活跃，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扶持和引导，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决不放任自流。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曾经在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指出：政府对企业不能哄着捧着，既要依法支持扶持企业发展，也要依法要求它们承担社会责任。

　　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

　　30年来，浙江经济从低起点起飞，走出了一条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路子。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背后文化的因素不容小觑。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研究员对浙江社会的精神气质作过一番探究，他统计了全国30个省市1978－1995年的农业复种指数，浙江农业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一。耕地面积恒定，复种指数越高，意味着全年劳动投入愈多，长时间劳动让浙江农民养成了勤劳坚韧的个性。

　　而浙江又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区，较少的人均耕地使浙江农民形成了集约经营方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浙江人由此养成了比较务实和讲求功利的性格，他们感受到一分劳动加一分经营，才能有一分报酬，富裕生活来自于勤劳和精明。

　　有史料记载，唐朝以后，浙江就成为全国重要的赋税缴纳地区。明朝嘉靖年间，浙江以占全国7.7%的人口，缴纳全国9.6%的米麦。到了清朝，浙江以占全国6%左右的耕地，7%左右的人口，缴纳10%左右的银两和16%～30%左右的粮食。

　　但由于清代人口激增以及近代多场战乱等原因，浙江一些地方很快从富裕陷入贫穷。由于贫穷是短期内较快形成的，因此浙江人具有较强烈的关于富裕的记忆，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贫穷。长期以来求生存求发展的实践使得浙江人形成了依靠聪明才智和专业技术外出谋生的传统，如宁波裁缝、东阳木匠、永康五金匠、青田石雕匠，一股股工匠大军使浙江成为“百工之乡”。

　　因此，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一旦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便毅然投身市场大海，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为了摆脱贫困，浙江人跑遍全国，干起了许多人瞧不起的“下等活”。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经商的就达200万人。

　　而现在活跃在经济舞台上的浙江“大老板”们大多出身贫寒，补皮革、弹棉花、做裁缝、打铁是他们创业的起点。他们可以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不怕没有饭，只怕没事干”。在这种社会价值观和事业观的支配下，他们中很多人最终走向成功，也在浙江社会养成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

　　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不断加深的2009年上半年，浙江的个体从业者创业热情依然高涨。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全省新登记个体工商户近22万户，新增企业近5万家。对此，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总结提出，当前浙江民营企业亟待发扬新“四千精神”——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以立志创新的新“四千精神”引领，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