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蔡甸区奓山街，有一片3层小楼的别墅群。“别墅”的主人是255家普通农户，他们给新家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星光新村”。

　　邻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星光村，原有8个自然湾，村民散居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在武汉建设“两型社会”探索中，村民们拆湾并村，腾出157亩宅基地，招商引进16家企业，建起了农业科技园和农产品加工园区。

　　星光村以土地变资金，作为拆迁补偿费，按统一规划建起新房，增添环卫、医疗、安全、文化等服务设施。就这样，没有增加负担，人居条件变好了，赚钱路子增多了：农闲打工能赚副业钱，农产品不出村也能卖出好价钱。

　　星光村的变迁，是武汉推进城乡一体化、探索“两型社会”过程中的一朵浪花。近两年，310万武汉农民手里钱变多了，农村环境更整洁，城乡差距在缩小，武汉在探索“两型社会”发展的前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样的农家，不一样的温暖

　　两年前，武汉城市圈被确定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城市圈核心的武汉，成为建设“两型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沿。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没有农村的文明富裕，武汉算不上真正文明富裕，没有远城区农民的小康，武汉不能算真正的小康。现在工业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应该支持农村。”

　　2008年初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宣布：“在两型社会改革试验中，武汉首先在推进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管理、人口素质提升6个方面实施一体化，加快建设具有武汉特色的富裕、和谐、秀美的新农村。”

　　武汉310万农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普惠支持。从2008年起，武汉确定将市级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30%用于农业农村建设，近两年来，市、区财政投入新农村、现代农业建设资金147.5亿元。

　　投入4亿元改善农村卫生设施。武汉56个乡镇卫生院和75%的村卫生室全部进行卫生达标改造，新购置医疗设备3810台（套），273.6万农民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应保参保率达98.9%.2008年，武汉75万常年在外的农民工口袋里还多了一份新保单，那就是由政府出钱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8.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强化农村基础教育。2008年，全市农村教师工资实行财政兜底，校舍改造、远程教学设施财政埋单。新建农村寄宿学校230所，解决近100万农民工后顾之忧。

　　汉南区是武汉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的远城区。该区按照“两型社会”建设总体部署，全区约1/4的耕地实现流转，形成了鲜食玉米等4个独具特色的产业板块；建立农村新社区5个，容居8000多人，农民腾出老宅基地3010亩；引进亿元投资项目26个，目前15个已建成投产。

　　在汉南区湘口街湘隆社区，一排排五六层高的农民居住楼以及小区的绿化带、天然气管道、太阳能热水器、社区服务中心等，让慕名而来的游客啧啧称赞：“这和大城市的居民楼一样啊！”

　　武汉远城区农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变得与城区市民一样：出门是水泥、柏油道路，打开水龙头是达标的自来水，如厕用的是标准化公厕，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

　　一样的劳作，不一样的收获

　　发展循环经济，是武汉叩开“两型社会”选择的“金钥匙”。近年来，武汉每年设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循环农业经济的示范推广。

　　汉南区窖头村4组村民范乐英，5年前是年收入不足万元的普通农户。2007年底，她参加全市“两型社会”培训班后，在自家6间猪圈旁边，按“猪—沼—菜”循环模式建起了4座沼气池。

　　猪粪成了沼气的原料，产生的沼气供邻里5家农户烧火做饭，沼气渣作为9亩大棚蔬菜肥料，蔬菜外叶、老叶又可用作猪饲料。高效、低耗环保生产，使其效益倍增。2008年，范乐英家庭年收入超过16万元。

　　尊重自然，因地制宜，武汉确立了农村“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在城镇周边发展设施农业，在丘陵区发展苗木花卉，在平原湖区发展蔬菜产业，在江河、湖泊低洼地发展特种养殖和水生蔬菜，形成多层结构的农林生态体系。

　　东西湖区石榴红村的73户人家，过去以种菜为生。成为武汉“两型社会”试点村后，石榴红村选择了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吸引市民来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种农家田。36岁的闵小格有4亩菜地被城里人“认养”，家里装修的3间标准客房客源不断，妻子黄林喜滋滋地说：“过去外出打工，现在坐在家里赚钱，日子好舒坦。”

　　黄陂区是武汉最大的远城区。该区在北部山区发展乡村休闲游，山区4.5万农民吃上旅游饭；中部丘陵地带发展茶果、葛根、芦笋特色经济板块；南部地区滨临长江、汉江，水源充沛，发展小龙虾养殖板块10万多亩基地。优势产业向板块集中，为农业标准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城市反哺农村的是资金，是“血液”；农村回报市民的是放心食品，是“氧吧”。2008年，武汉无公害种植基地已占全市农田面积50%，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总数在全国省会城市名列前茅。

　　一样的资源，不一样的配置

　　在探路农村“两型社会”建设中，武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制定发展规划、实施农业倾斜政策，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有序流动，较好破解了资金、技术、人才直接与田头、与农户对接难的问题。

　　从2008年开始，武汉市政府启动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六个一”工程，即“一个优势学科、一个学科带头人、带领一个团队、与一个企业合作、做强一个产业、铸造一个品种。”首批确定的8个“工程团队”，聚集了武汉顶尖的农业科研专家，涵盖生猪种猪繁育、畜禽病毒防治、杂交稻种、双低油菜、淡水鱼等优势领域。

　　80多岁的熊远著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猪猪种选育专家，他受武汉市政府邀约，带着科研团队，以技术和资金入股加盟湖北天种公司。朱国英院士携着他的“红莲型杂产水稻”良种技术，吸引社会投资组建武汉国英种业公司，在汤湖边建起了超级稻种业研发中心……不少院士、专家，站在了科研产业化和科技示范的第一线。

　　把城市涉农科技资源有效组织起来，再运用市场之手配置资源，城市里分散的支农资源释放出巨大能量：过去一户一栏的家庭散养模式，在向规模化的养殖小区转变后，又开始向以种猪繁育为主的种业型升级过渡；过去种水稻、棉花、油菜的农田，现在渐渐变为育种基地……

　　武汉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全民共享资源。2007年，新学期伊始，市政府宣布：向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敞开313所公办学校，全部免收借读费。当年开始，城市、农村每年互派2000名优秀老师、1000名优秀医务人员进行工作交流，一年一次轮换。

　　为尽快改变远城区、老区贫困状况，武汉市委、市政府让6个中心城区、2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与远城区签署协议，实现对口帮扶。市直98个机关团体与老区群众结成帮扶对子。两年来，武汉筹集3亿元资金，对贫困乡村实施整村扶贫。2009年，武汉又开始实施整乡扶贫攻坚计划。

　　帮危房贫困户建新房，是2009年武汉市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中的第一件。危房改造共涉及武汉67个乡镇、3903户、8731人，总面积18.8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市级财政承担60%，其余由相关区政府筹措，困难群众不出一分钱。

　　2009年6月底，武汉市农村所有危房贫困户搬进了新房。随后，市政府又组织捐赠，为每个危房改建户送去一台电视、一套铺盖、一套家具（1个柜子、1张床、1张桌子、10把凳子）。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魅力

　　2009年，武汉市政府将往年用于奖励农村科技示范户的100万元奖金，改为对科技示范户的创业贷款贴息，帮助他们获得了上亿元的发展资金。一年之内，银行贷款没有一笔呆坏账，示范户中涌现出一批年产值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农业企业。

　　随着政府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武汉市通过改革政府投入方式，找准政策支持与农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点，成倍放大了惠农政策的效应。

　　从2007年开始，武汉市改革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扶持措施，将过去的工程补助资金变为事后的奖励，鼓励农民承包、买断小型水利工程。从2005年起，武汉市即采取“以奖代补”措施，鼓励农民和社会资本兴建规模化养殖小区，对年出栏万头生猪的小区，达标验收后，给予每个小区100万元的现金奖励。

　　作为“两型农业”的试验区，武汉更加注重用好农村改革先行先试的政策。

　　2009年4月30日，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成立，开始“试水”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交易。武汉广地农业公司通过流转交易，获得黄陂区三里桥镇6000亩土地经营权。他们采取公司化运作，种植广东菜心、芥蓝等高档蔬菜，直销香港及东南亚国家。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人说：“这些土地在农户手里，一年只种一两茬庄稼，现在广地公司一年可种七八茬蔬菜，一亩地产值从1500元升到4.5万元，土地的利用价值大大提高了。”

　　三里桥镇邓畈村村民任大昌算了一笔账：“家里3亩地，种棉花年收入2000多元；流转后每亩年租金420元，每三年还可增加10%，一家人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一年收入1.2万元没问题。”

　　农村生产要素的规范化交易，给农民带来了财产性收入，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8个月来，武汉农交所成功交易56笔，涉及土地流转、农业类知识产权拍卖、集体荒地出租等7大类，流转面积14.8万亩，交易额接近23亿元。

　　近两年来，武汉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86.36万亩，形成1000亩以上正规化产业板块基地186个，总面积42.6万亩。全市万元农业GDP能耗下降20%；农业综合成本下降20%；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产值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30%以上。2009年，全市农民预计人均收入7200元，增幅12%，创近12年新高。

　　目前，武汉组建了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农业投资公司，在全国首先实验以农村生产要素为抵押品，到银行申请贷款。武汉2875个农业科技示范户利用产权抵押，累计融资1.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