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喜庆的中国传统春节临近，可浙江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眉头却没有完全舒展，许多企业界朋友来电，询问新的投资渠道在哪里。

　　让周德文思考的事情，也是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关心的事情，那就是庞大的、无法统计的中国民间资本的流向。

　　大多数彷徨的投资者们听到了渐近的2010年春天的步伐，却还在苦苦寻找民间资本的春天。

　　“电话那边的声音都比较沉重。”周德文说。近一年多来民间资本跌跌撞撞的遭遇，让这位长期为中小企业奔走呼吁的学者型会长陷入困惑。

　　众所周知，中国民间资本在境外的处境并不乐观。2008年，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让温州市民资损失数十亿元人民币；温州民间资本在迪拜的楼市被套资金达十几亿元人民币，资产大幅缩水。

　　事实上，对民间资本打击最大的是境内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浙江商人在盛产煤炭的山西省投资450多家煤矿企业，投资总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几乎都是民间资本。

　　投资者没料到的是，山西省去年对煤炭产业的一场大整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位温州人在山西临汾购买了一座年产30万吨的煤矿，投入2亿多元人民币，在整合中被评估后资产价格大幅缩水，不及投资成本的三分之一。”周德文说。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育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民间资本扩张最迅猛的区域之一。早在2001年，大批温州人就投入近2000亿元人民币，组团进入北京、上海、杭州购房。

　　2002年，中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山西，收购山西省半数的煤矿；当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时，温州30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进入新疆收购棉花；2007年，石油涨价，50亿元人民币的温州民资进入中国西部收购油井；近一段时间，海南岛又吸引大量民间资本前去投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积累了无法统计的民间资本，可这些财富却为持有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以浙江省为例，据多个机构调查，当地民间资本近1万亿元人民币，浙江人极强的投资意识加上资本逐利的本性，让民间资本的扩张格外引人注目。“没人愿意把钱存在银行，因为他们认为那样是不划算的。”周德文说。

　　然而，近一年来的民间资本在国外以及境内受到的多次打击，让资本所有者在寻找新投资目标时感到彷徨不安。

　　“巨量资本如果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很容易流失。”在杭州市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副董事长的朱新风说。

　　不久前，一起集资诈骗案的判决让朱新风印象深刻。涉案人、年龄不到30岁的浙江东阳人吴英，因集资诈骗数亿元人民币，被判处死刑。

　　“吴英案充分暴露出民间资本需要寻找出路的现实状况，吴英本人也利用民间资本的这种需求，用高息回报完成了自己的犯罪过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

　　中国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浙江省在过去30年间，不断积累的民间资本由于没有投资渠道，有相当一部分以“地下钱庄”、民间“台会”、民间借贷或集资等形式出现，在合法与非法间进退游离，吴英案无疑是这一形式的延续。

　　面对“地下金融”市场的存在，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组建，然而在准入门槛与激励机制方面还有调整的空间。

　　朱新风说：“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不足的现状，还导致一部分闲置资金流向赌市，最终有去无回。”

　　浙江省民间资本在中国乃至全球投资活跃，尤其是温州市的民间资本被人们用一个“炒”字来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

　　现在投资者已感觉到，民间资本集中时间对某一行业、某一地区的扩张性流动，虽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确实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风险难以控制。

　　浙江省政协委员薛佳平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尽快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引导民资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遏制民间资本盲目运作。

　　“民间资本的出路还在于转型，比如进入创投领域。”周德文说。温州市不少民间资本对设立创投公司、基金项目兴趣都很浓厚，当地有超千亿元民资进入创投领域，涉及300多家创投机构。

　　杭州市就在全国较早地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创办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符合产业导向且处于初创期、种子期的企业。

　　“杭州市已成立的百余家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所管理的百亿元资本总量中，民间资本占据近7成，成为杭州市创业资本的主要来源。”杭州市政府官员王晚霞说。

　　多个研究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在2009年虽然出现回暖迹象，但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与信贷拉动的结果，这显得单一而不稳固。未来形势能否持续向好，民间投资的大规模重启显得非常重要。

　　早在2009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不仅仅是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财政投入还要带动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我以为这是更为重要的”。

　　“事实上，现在民间投资积极性还没有恢复，显得十分乏力，增速也远远低于政府投资。”浙江省一位政协委员指出。

　　一些地方政策的多变，也让民间资本迷惘。以公路投资为例，以前许多地方民间资本可参与投资，政府相应给投资者收益回报。可近年来，有的地方退回民营企业已有投资，让人联想到了近一段时间热炒的“国进民退”现象。

　　更多人认为，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健全民间投资的服务体系。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时，就强调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庞大的中国民间资本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同时，在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等方面，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