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立春，农历腊月二十一。

　　43岁的“破烂王”杨金发搓着手上的泥灰，来回踱步在废品收购站外。

　　10分钟后，他拿起手机，给远在丰都县崇兴乡黎明村的母亲拨去电话，“妈，今年我不回家过年了！”

　　外出务工25年，杨金发是第一次不打算回老家过年。面对母亲，他有些难于启齿，急忙解释说：“我想趁春节期间，把废品收购站地面重新平整一下！”

　　“来年生意肯定好，废铁、废报纸价格都起来了。我想把去年亏的钱捞回来！”杨金发补了一句。

　　何为金融危机，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杨金发来说，非常陌生，但市场向好的经济信号告诉他，今年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他要抓住。

　　生意向好，经济“回暖”。重庆同样在金融危机中抓着发展的机遇。

　　数据为证，去年，我市GDP增速14.9%；人均GDP达到3355美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4%……

　　“2010年是重庆发展的关键之年，在复苏路上，我们更应跃马扬鞭，奋勇争先。”市长黄奇帆曾如此说。

　　在驾驭金融危机这匹“烈马”时，重庆捏住了缰绳，获得较高的段考得分。“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临的当下，重庆奋进的动力何在？

　　“既然称其为一个‘时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重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丰伦称，在复苏路上，重庆必须挖掘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分析认为，重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动力十足。

　　从宏观层面来讲：首先，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重庆而言，未来3－5年内，力争每年在建项目投资规模达2万亿元，策划储备项目2万亿元，规划概念项目4万亿元，加上招商项目、区县项目，全市项目总规模投资达到10万亿元；

　　其次，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其中汽车工业、装备工业、有色金属、钢铁工业和物流业等8个产业，与重庆产业发展直接相关，为重庆支柱产业提供了加快发展的机遇；

　　再次，国家“扩大内需”采取的各种消费性措施，“汽摩下乡”、“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这有利于激活内需市场，刺激重庆经济快速增长。

　　“从中观角度来看，重庆至少面临三大机遇！”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勇健教授称，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发3号文件等政策效应，都将促成重庆“跃马”。

　　杨庆育说，去年，重庆出台的“7＋5＋12”条政策，今年仍将继续实施，这对扩大内需、带动出口、拉动消费等都有好处：“唱读讲传”和“打黑除恶”净化了重庆的投资环境：“五个重庆”建设投入今年将达2500亿元以上，必将拉动其他资本的投入：“无中生有”的笔记本电脑产业，调剂着重庆的产业结构……

　　“以上就是助推重庆经济今年高速发展的动力源，也是重庆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杨庆育说，预计今年重庆GDP增速在13%以上，正常的话，应保持在去年的水平。

　　通货膨胀隐忧、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等问题，跃马狂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重庆，还应看到前方诸多障碍

　　俗话说，埋头拉车，还应抬头看路。

　　重庆经济在复苏路上，并非一路平坦，前面仍有荆棘，暗藏变数。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家智教授称，纵观全球形势，世界经济虽有望恢复性增长，但要走向全面复苏，必将缓慢曲折。

　　“今年经济运行动荡加剧！”谢家智说，本轮经济危机巅峰已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利益进入调整和重新分配期，由此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动荡加剧。前不久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发难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炭排放就是最好的佐证。

　　产业升级加快。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经济的制造、金融、资源三大板块中，我国在制造板块有强大优势。但金融危机后，出口导向型模式难以为继。

　　贸易保护抬头。危机后“人人自危”式的利益自保，容易滋生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中美、中澳贸易摩擦不断，给重庆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新的考验。

　　副市长童小平在全市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社会投资意愿还不是很强，扩大居民消费的后劲不足，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难度比较大。靠需求拉动，老百姓还有后顾之忧———不舍得花钱。特别是“东货西进”也给我们开拓内销市场形成压力。

　　“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很重。”童小平称，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特别强调，把调结构放在第一位，而重庆的调结构步子力度还有待加快。

　　原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使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更加凸显，我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种种迹象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时势，注定比“金融危机时代”更为复杂。

　　从操作层面讲，重庆需将扬起的鞭子重点打在———调整产业结构、搭建开放平台和区域崛起等上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着眼于转型，取利于复苏。这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大势。

　　“转型也就是转变重庆的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杨庆育认为，把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稳定外需三者结合起来，可增强发展动力的均衡性。

　　去年，重庆“三驾马车”中，投资约占66%，消费约占50%，出口则负增长16%左右。也就是说，重庆经济是跛足前行的。“所以说，今年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保持在20%左右增长的同时，必须促进出口增长，实现‘三驾马车’协调拉动。”杨庆育说。

　　转变增长方式，调结构被推向前台。

　　田丰伦认为，目前，重庆经济中工业仍是“大头”，其中传统的汽摩产业更是“一柱擎天”。“政府要打造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中西部重要的重化工基地，不仅是调整重庆经济的增长方式，也是调整重庆的产业结构。”

　　除了调整产业结构外，田丰伦认为，重庆经济增长，“宝”应押在即将获批的“两江新区”上。

　　田丰伦解释称，两江新区的报批、保税港的确定为重庆打通了“出海口”，拉近了重庆与世界的距离，为重庆迈向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两江新区建设，从规划、战略定位上，必须与浦东、滨海并驾齐驱，从而打造成‘西三角’共有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平台！”。

　　重庆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认为，区域崛起也是“后危机时代”重庆发展的重要课题。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看，区域城市联动、协调发展可以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下，成都、重庆必将走向经济一体化道路，成渝经济圈的形成，一定会给重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装上新引擎。

　　谢家智则认为，重庆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上，还应加快重庆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现代农业起步，增强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

　　乍暖还寒。“后金融危机时代”纵然前路荆棘密布，突围方向依旧清晰可见，重庆如何借势谋变，前行中再寻新机，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