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些知名专家认为，成都七年来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的确立，必将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

　　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熟悉成都的人都知道，“三个集中”是成都城乡一体化实践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法、基本原则和检验标准。

　　通过“三个集中”，工业集中了、企业做大了、效益也就更多了；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开始选择到城镇生活；土地集中起来，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现代农业得到发展。“三个集中”不仅改变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经济格局，而且找到了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为经济走上集约发展之路提供了可能。

　　在著名城市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看来，聚集是城乡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没有聚集就没有城市。生产方式的转变，本质上是要节约资源，要通过更集约的资源推动发展，而“三个集中”本身就是聚集利用资源最有效的方式，集约地利用土地，集约地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完全符合生产方式转变的大方向。

　　她认为，“三个集中”是推动成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一个很好的平台。

　　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变

　　产业发展是一个地方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着力最多的、发力最多的一个问题。而受资源禀赋、环境制约等因素，低端的产业模式必将难以为继。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及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国际国内背景下，成都果断提出抓住机遇，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直奔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加快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强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

　　英特尔落户成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成都IT及电子商务产业由于有了英特尔、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成都一下从该产业的落后城市而一跃成为全国领先城市。

　　为了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成都规划了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十大新兴产业。为了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成都还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化。

　　成都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在推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借助外力，同时通过自身的扩散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使成都与相关地区一起形成名副其实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可云教授认为，成都提出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战略，完全体现和符合中央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他认为，区域合作应该作为成都市实现该目标与定位的战略手段。要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成都市必须向外转移一些低端传统产业，这需要区域合作；成都市虽然有人才优势，但发展高端产业仍然需要与其他技术水平更高的区域加强协作；成都市的环境保护需要周边地区的配合，如果周围地区污染工业林立，成都市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建设成为田园城市的。这些都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由“二元”向“一体”的转变

　　成都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除了“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四大基础工程”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在叶裕民教授看来，成都的“六个一体化”实际上是城乡一体化的具体体现。

　　她认为，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最核心、最难点的问题就是我们城乡之间结构的调整。“六个一体化”的推进不仅在硬件传播上一体化，更加重要的是治理结构的心理上的一体化，心理上更加认同。这也使得成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已经缓解了传统发展模式下工业化中期积累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心理上的对立，为未来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进一步的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这是未来成都的发展优势。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分割机制。《南风窗》认为，成都历经七年改革和探索的“城乡统筹”发展思路和实践，已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范围认可，其经验有望成为国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认为，转变发展方式可以说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也是面临的一项迫切挑战，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意义再怎么强调也是不过分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具体怎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定还要在几个方面下大力气：首先，思想观念上一定要认识到位，一定要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紧迫性、必要性。第二，要搞好定位。第三，要做好规划。第四，设计好制度、政策，包括机制。

　　有评论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成都七年统筹城乡发展实践、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