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106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总计达143亿元，2009年以来，累计发放贷款705亿元。其平均年利率达8%，资本收益率近6%。

　　2010年3月底，瑞丰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潘献勇忙着增资扩股，公司原1亿元的资本金增加至2亿元。在股东们的全力支持下，他的计划成功了。

　　“瑞丰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7.5亿元，平均年利率达6%。”说服股东支持增资，潘献勇并未做太多工作，除了拿出瑞丰的业绩外，他还带了两份政策参考资料。

　　其中一条是，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周学东在出席中英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研讨会时表示，修订后的《贷款通则征求意见稿》已基本形成，央行正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取消对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上限的规定。这一政策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总数已达1334家，各项贷款余额是766.41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比重只有0.19%。

　　自2006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开展至今，小额贷款公司从夹缝中冒出了碧绿的新芽。浙江106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总计达143亿元，2009年以来，累计发放贷款705亿元。从监管机构浙江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联席会议得到的数据，其平均年利率达8%之多，资本收益率近6%；而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监管报告则称，这一数字已经达到年均贷款利率13.83%，资本收益率9%-11%.

　　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说明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在全省范围内获得初步成效。而随着“四倍利率上限取消”的预期以及“新36条”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的政策公布，小额贷款公司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明朗，甚至延伸到了电子商务领域。4月8日，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营业执照。

　　有空间

　　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的境遇有鲜明的反差。2009年9月份，小额贷款公司在浙江甫一试点即面临质疑：税赋重、业务范围狭窄、运营成本高企、盈利堪忧；而村镇银行则被寄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数据显示，小额贷款公司活得更加滋润。今年年初，民间资本丰沛的温州，再次掀起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热浪。

　　“为什么要组建，因为能赚钱！”正在筹建中的瑞立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瑞立集团董事长张晓平对《浙商》记者说，瑞安第一家成立的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乐观。

　　由华峰集团作为主发起人的华峰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达6亿元，自成立以来，该公司累积发放贷款量超20亿元，资本收益率达到8%以上，是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经过一年来的试水，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也渐渐明晰了自己的方向，寻找到了有别于银行和其他金融业态市场的经营模式。目前小额贷款机构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以市民和个体工商业者为主要贷款对象的“城市”小额贷款机构；另一类则结合“三农”主攻农村金融市场。

　　潘献勇向《浙商》记者介绍着他们的主要客户群：微型企业。严格来讲，他口中的微型企业并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加工车间。在泵阀之乡永嘉县，生存着数量颇巨的作坊式小企业，他们是当地大企业产业链上的散兵团。

　　潘献勇说：“由于缺少厂房、品牌，这些加工车间得不到银行贷款，就成了瑞丰潜在的优质客户。我们只需要取得下订单企业的认可就可发贷款。”

　　很快，潘献勇发现有人开始挖他的墙脚了。今年年初，距离瑞丰千米之外的科信小额贷款公司开业，后者的主发起人大众阀门是当地泵阀领域的龙头之一，手中握有丰富的资源。

　　但是，潘献勇同样意识到，哪里有赚钱的机会，哪里就会有竞争者。他试着去适应科信小额贷款公司带来的挑战。

　　与永嘉相距约400公里的嘉兴海宁，这里曾诞生了浙江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海宁宏达贷款公司。与前述几家小额贷款公司不同，海宁宏达更看重的是农村市场，其支持发放三农贷款超过15亿元，其中七成以上的贷款额在100万元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106家小额贷款公司有很好的业务风险控制能力。

　　去年一年，浙江总计累计贷款发放49713 笔，近半数贷款周期限在一个月之内，90%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逾期率为0%，不良贷款为零，年终无逾期贷款和欠息。

　　“双刃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让人感到乐观。采访中，某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给《浙商》记者算了一笔账：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按全年90%的使用率，月利率按当前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即17.7%计算，全年利息收入为382.32万元。按照5%的营业税、1.5%的城建税、3%的教育税附加、25%的所得税缴纳税费，税费共计约为122.82万元，占到了全部利息收入的32.12%。按有关规定，计提贷款余额的1%作为一般风险准备金18万元计入成本，扣除所得税，实际为13.5万元；如形成不良贷款还应计提专项准备。实际税后利润为246万元，这还不包括房租、营业费用、管理成本等。这位负责人说，这意味着，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率水平和想象中有很大差距。

　　目前，修订后的《贷款通则（征求意见稿）》已基本形成，央行正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取消对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上限的规定。业内很大一部分人士认为，从贷款机构的社会功能上讲，小额贷款机构和民间贷款组织不应当承担底层百姓救济的责任，因此他们主张利率完全市场化。

　　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其公司注册资本金是8000万元，成立半年来，他只贷给行业内急需大额资金的同行，贷款期限最长不会超过半年，月息一般是6%到8%，求贷者还排队等候。该董事长说，额度大、期限短、月息高，这基本上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如果按照人民银行的文件要求去做，早就关门了。

　　业内人士称，相比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产品具备更高的风险，因此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也符合市场原则。“一些大银行的小企业信贷业务都达到很可观的年息，他们还要求抵押和担保。我们承担的风险相对更大，打破利率上限对我们而言是有益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人士说。

　　但是，利率也有可能是把双刃剑。“利率上限取消与否意义不大。”潘献勇说，“从实践看，几乎所有的借款人都会自我衡量财务成本，核算利息。如果他认为合算就接受，如果不合算就不借款。如果利率上浮，那么风险肯定也将增加，如果出现坏账，将得不偿失。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小额贷款公司要更好地发展，要从融资渠道、业务范围等方面去寻找突破。”

　　事实上，小额贷款公司还有更多的诱人之处，“小额贷款公司做票据贴现、资产转让、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信贷等业务正在变为现实，这将成为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潘献勇透露，温州市政府日前已经下发了相关文件，该意见不仅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政策扶持上有所加强，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业务范围等方面均有放宽。

　　闹“钱荒”

　　尽管许多小额贷款公司沐浴在春风里，但是“只贷不存”的紧箍咒仍然让许多小额贷款公司触碰到成长的天花板。 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公司曾遇到了就差钱的尴尬。该公司总经理刘阳说，开业不久就闹“钱荒”了，今年3月拿到银行1亿元授信，又在一个月内贷光了。现在还有五六个大客户等着贷款，只能等回笼资金了。

　　2009年12月开业、注册资本金1亿元的平阳恒信小额贷款公司，截至今年1月底已办理发放贷款236笔，放贷金额达2.06亿元，账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就像一个水池，只能放水，却不能往里注水。”温州鹿城捷信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符加嵘说，从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也不能超过自有资金的50%，没有良好的运营能力，生存就会比较困难。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处长庾力透露，尽管目前政策已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向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但截至2009年12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从商业银行融入资金余额仅为63.2亿元，仅占全部资金来源的6.71%。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说，有六成小额贷款公司曾有过“无米下锅”的窘境。

　　“小额贷款公司‘存贷合一’业务应该尽快放开。”宏达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沈向晟建议，鉴于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浙江应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存贷合一”，并放宽“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等限制。

　　但也有专家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融入资金和融入多少资金，而是有没有机构愿意向这些公司发放贷款。

　　《浙商》记者亦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均被允许从银行拆入资本金50%的资金用于放贷，但实际上并没有银行愿意给这些公司提供资金。

　　“我们之前同一家银行谈好了一个亿的授信，但是后来他们又反悔了。”苍南联信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表示，主要的原因是风险问题，因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量少，整个公司盈利状况受单笔业务波动影响比较大，整体的财务状况很难谈得上稳健。而商业银行资金需要达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因此这些公司基本上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

　　另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路问题仍然未明。央行和银监会去年5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小额贷款公司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改造为村镇银行；这也是当初众多民企争抢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主要动机。但依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25条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即使小额贷款公司可转为村镇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的民营企业必须放弃部分股权。

　　正泰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就此建议，银监会应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在转型为村镇银行时维持原有的股权结构基本不变，商业银行可以参股，但不一定为最大股东。“这样既有利于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农村金融改革，又从真正意义上规范民间融资、打击非法融资”。但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近日公开表示，国家推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目的是培养贷款零售商，并不是想为这些人进入银行业搭台阶。

　　很显然，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道路仍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