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以来，针对经济过热，我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效果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理想，深层次的根本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强化了一些改革对象的利益诉求。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并没有立竿见影。1995年，国家实施全面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到1996年全面见效。为什么本次宏观调控与上次相比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原因是我国经济全面开放，使宏观调控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宏观调控却没有在强化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与市场互动。
从经济开放角度看，我国已经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循环体，正在全面地融入国际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尤其是商品市场迅速并轨，国际市场的变化更为直接地影响着国内经济发展。例如，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国内一些热点行业的资本投入，都与国际市场变化和国际资本的流向息息相关，已不单纯是国内市场变动和国内投资变动的问题。
从体制变化角度看，本轮宏观调控的难点是地方政府的行为问题。上轮宏观调控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威，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大强化。在此基础上，随着中国经济城市化发展，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产生出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中占有部分利益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
调查研究表明，近几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其中一大块收入来自于批地，土地出售收入占某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房地产商的利润率高达100%以上，资本收益率达到300%，甚至500%.这种利益的结合和互动势必推动中国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
地方政府的财政势力骤然扩大，使其成为经济过热的重要根源之一：地方政府不仅自身成为一个投资主体，而且在强烈的资源占有和支配偏好影响下，其用行政手段，以财政资金为杠杆翘动银行信贷，形成投资过热。
始料不及的问题是：一些正在成为改革对象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断强化，不断向国家提出新的诉求，使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行政力量与经济利益日益结合，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这种利益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加以强化。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所谓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宏观调控与这些既得利益相左的时候，其政策实施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不仅具有资源垄断地位，还无偿使用全民资本，却不向全体人民上缴利润。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民营资本根本无法与之公平竞争。在本轮经济过热中，这些垄断集团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他们为了巩固、扩大既得利益必须扩大市场占有率，强化垄断地位。这种投资冲动是不计效益、没有经济约束的，因此不受利率政策影响。所以，在发达国家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作用甚微。
改善宏观调控环境，最主要的是要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线，使调控政策与市场互动。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我国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经济过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浪费，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