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为象形方块字；中国的传统水墨画则反映了神似形不似的传神意境。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称画的真谛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的楹联亦以朦胧为美，如浙江青田石门洞风景区，亭柱之上镌着“有门无门是为佛门，似洞非洞适成仙洞”的对联，其哲学意境堪比四川新都宝光寺“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不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又如在浙南雁荡山月夜观景，朦胧中的巨石，左看像老鹰，右看像猴子，前看是老妪，后看如小姐，所谓移步换景之说，实在也是一种朦胧美。
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包含着不少辩证精神，如古人常说的“善战者不武，善治者不为，善言者不辩，善师者不教”，以及四川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注重定量的实证思维，从而导致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及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当然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走向极端就容易产生形而上学。譬如，邓小平关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说法，西方不少人认为这是定量的概念，时限应为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而在好综合、好定性思维的中国却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认识的，大家认为这与邓小平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一样，纯粹是长期不变的意思。又如中国人对古代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类诗句普遍作定性理解，盛赞为夸张之美，而西方则有人对“三千尺”和“九天”作定量研究，认为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西方有人认为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中描绘的船速要作技术上的订正。这就难怪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与数学相结合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定性的人文精神却往往被排除在经济研究之外。
东方的定性思维方式走向极端则容易产生唯志论。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一类口号，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一类弄虚作假的问题也许与唯意志论有关。的确，近几年不少单位从自己的愿望、利益出发，做几本账，报给税务所的一本账数字最小，报给党政领导的数字最大，还有一本不大不小，自己放着看，这就叫“西红柿、芋头各投所好”，也是一种山水画文化，边界不清晰。不仅如此，中国人出于礼仪而不愿当众表达其真实愿望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利于现代管理。比如某人到人家家里做客，主人问喝不喝茶，他心里想喝，嘴巴却说不喝，以示谦恭有礼，结果主人真的不给喝，出门后反而埋怨主人，这就是中国人人格分裂的双重心理。有一个同事曾跟我说，他带着这种传统到外国去触了霉头，一天他上门拜访一位外国朋友，人家问他吃过晚饭了吗？他说吃过了，主人真的就不给吃了，让他坐在边上挨饿，很晚才回来，饿得眼睛直冒金星，苦不堪言。
有趣的是，一次我们在埃及就阿拉伯餐。席间餐厅经理亲赴饭桌征求意见，当时坐我旁边的王老师如实地说吃不惯，而其他人则悄声告诉王老师要注意影响，不要说不好，并且异口同声地说，阿拉伯餐真是太好吃了，有人还竖起大姆指，称赞阿拉伯女导游安排有方，弄得那位中文名字叫“小雪”的女导游心花怒放。既然大家都很满意，两天后女导游决定在伊斯梅利亚去苏伊士运河的路上再一次安排大家都喜欢的阿拉伯大餐。一下子给每人上了一大碗汤、两盆生菜、一盆烤羊肉、两个馕、一盆饭。面对如此“量小非君子”的“粗壮”大餐，考察团成员个个眉头紧锁，望而生畏，没有一个人吃得完，连吃掉一半者都很少。大多数人都浅尝辄止，自认晦气。
不过，中国人好综合、好定性的思维方式也有其特色。例如在医学领域，西医把人体解剖得一清二楚，然后分而治之，而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声东击西，头痛给你吃胃药，亦有神奇疗效，真是不可思议。尤其是所谓针灸的经络和穴位，人体永远不可能解剖出来，似乎子虚乌有，但针灸的疗效却名扬世界，无可否认。对中国人来说，诸如此类的朦胧又何尝不美！
作者系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