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储抛糖说起
受国际市场糖价大涨和国内市场糖供应出现巨大缺口等因素影响，国内糖价开始不断上涨，今年1月初，现货价格冲破4000元/ 吨大关，达到历史高位。为平抑糖价，国储局开始公开拍卖储备糖。在1月5日的拍卖中，成交价格却远远超过了3800元/ 吨的底价，其中最高成交价达4640元/ 吨，平均价也高出了拍卖底价20%.受拍卖结果刺激，当日各地食糖现货价格纷纷上扬，个别地方竟出现了4800元/ 吨的天价。1月16日，国储二次拍卖，成交价格更上层楼，最高价格达到4740元/ 吨。
1月6日，白糖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挂牌当天，5月期收盘价达到每吨4833元。此后国内糖价随国际糖价一路上扬，最高曾达到每吨6246元。
之所以国储抛糖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调控的目的，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问题，即政府干预和市场运行的关系问题。作为政府来讲，是把价格当成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还是当成干预的直接目标，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国储这次显然选择了后者。
无论是现货市场还是期货市场，价格都是随着供求关系等因素变动而变动的。本次糖价上涨的主要动因，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严重短缺。高企的油价，迫使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对新能源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如最大的甘蔗生产国巴西，用甘蔗大量生产燃用乙醇，加剧了甘蔗原料的短缺，糖的需求因此骤然增大。据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统计：2005～2006年度，全球糖的供应缺口在500万吨左右，而我国的缺口大约在200万吨左右。国内外市场同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推动糖价的不断上涨。在这种背景下，国储局将储备糖投放市场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将投放的目标定在打压价格上，这样将会使价格信号短期失灵，给生产经营者传递错误的信息。
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无论是企业的微观决策还是国家的宏观决策，都要尊重市场所产生的价格信号。国家的宏观调控，是要建立在充分解读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市场完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应进行干预，干预的目标也不应是价格信号，而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如果国家将价格信号本身，作为调控的直接对象，那么，这个信号就将失真，带有浓重的人为意志色彩，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作用。这次国储抛糖，政府明确地对市场价格说“不”，试图设置一个价格上的“涨停板”，这一出发点就违背了期货市场运行的自身规律。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迅速国际化，国内外商品价格的变动方向逐渐趋于一致，联动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价格习惯性的干预很难达到其初衷。例如糖，两次拍卖无异于抱瓮灌畦，根本没有达到平抑价格的目的。相反，却起到了扰乱国内市场价格信号、影响生产经营者的决策等负面效应。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既达不到目的，又使市场价格信息发生紊乱，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经过了2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了一些最初始的经济学讨论之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目前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当中，有关部门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运用一些非市场的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价格的形成，让人为的定价来代替市场客观运行所产生的价格。这种干预市场的方式，是有待于商榷的，也是应引起人们深思的。政府应如何正确引导市场，合理资源配置，将是经济学界长时间思考和研究的命题。
我个人的意见很明确，把价格的决定权还给市场。宏观决策部门应充分利用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形成价格的基本功能，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从而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在现货供给将出现中断或市场极度恐慌的情况下，国家储备抛售库存商品达到缓解供应、稳定市场的目的，是形势所需应有之责。但是在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时，仅仅是行政意识认为市场价格水平过高、上涨过快，而抛售商品进行价格干预，则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了。
（作者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