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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眼中的新农村投资机遇

2006-4-7 19:32 新财经·陈丽青 【 】【打印】【我要纠错

  新农村建设引发国内外各大投行极大的关注,对此花旗银行发表了题为“新农村建设:是口号还是真实?”的研究报告,报告以外资投行独特的视角给予新农村建设全面关注,更指出了其中的投资机会

  近日花旗银行公布了一份解读中国建设新农村政策的报告,该报告除了分析政策出台的背景、今年可能实施的政策以外,还就新政策实施可能遇到的阻力、农村改革尚要清除的死角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分析了新政策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

  关注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政府推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背景是要平衡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2006年一号文件”)于2月正式公布。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关于农村农业工作的第八个一号文件,也是2004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一号文件。一号文件中指出,2006年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带动农村消费

  就“三农”而言、社会稳定来说,提高农民收入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尽管很长时间以来,政府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更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自2002年开始,每年人均城乡收入比在3倍以上,同时,农村地区间的不平衡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农业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和国家粮食供应问题。用城乡收入比和人均粮食产量这两个简单的指标就可以看出——人均粮食产量提高的年份,城乡收入比就降低。2004年粮食产量的下跌也正是造成当年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上升的主要原因。伴随着粮食产量的波动,中国能否自己养活自己也成为一个阶段性出现的问题。

  不过,就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农业本身的发展还无力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直到最近,中国政府才发现,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的整体建设上来。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一揽子的改革方案,除农业部外,还涉及到其他相关部门。比如,农民在承受意外打击方面比较脆弱,因此金融改革有必要让农户更便利地获得贷款,农村医疗保险体系也需要建立。另外,政府要让农村人象城里人一样变富,还需要采取必要的税收减免、增加财政支出等财政手段。

  亲农政策取向与实施

  一号文件要求政策向亲农方向调整,简单称即为“多予、少取”。文件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工业应该反哺农业,城市经济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是如此解释新农村建设的:在面临灌溉用水和农田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以提高谷物产量;缩小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由于200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是2000年的两倍多,因此中国有能力实施这些计划;扩大内需;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和谐社会。

  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通过增加政府支出、预算内固定资本投资和银行信贷,让资源分配向农村倾斜。其次,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再次,进一步对现有的土地政策、户籍登记政策进行改革,统一城乡市场,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必要的角色。

  花旗银行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实施的政策将包括:增加农业科研投资;改善农村零售网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修路、解决饮用水问题、提供信息服务等;今年率先在西部地区免费提供九年义务教育,明年开始在其他地区实施该政策;2008年前建成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鼓励民间信贷机构的发展等。

  农民变富四大障碍

  花旗银行认为,现阶段要让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首先,新农村建设投入巨大而目前人均收入较低。2005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在2020年以前,农村需要的年投资额约为2700亿元。取消农业税、提供免费教育等财政补助措施只能让现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稳定下来,不再继续扩大,但是无助于缩小差距。

  其次,城市化建设严重滞后。中国虽然已经采取了农村工业化战略,但是没有相应进行农村城市化建设,结果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根据韩国的经验,城市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以名义货币来衡量,中国2005年人均GDP水平和韩国1980年人均GDP水平大体相当,然而中国目前有60%的农村人口,而1980年韩国的农村人口比例为43%.

  再者,对农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可能带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一些发达国家为鉴,中国要避免对农业过度补贴带来的负面影响。否则,可能会减慢城市化进程,而带来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

  另外,一般来说,政策调整与政府投资行为是相伴而生的。不过近期对农村的财政支出状况很可能会受到以下两个主要因素的制约:现存金融体系、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昂贵;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愿意为农村提供资金,除非政府为银行信贷提供担保。

  花旗银行还认为,新农村建设存在地区差异。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可能确实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一些沿海地区的政府已经在扩大社会保险的范围,让农民和农民工也能享受到社会保险。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一些地区也在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进行投资。此次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提法将加快这些地区农村建设的步伐。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通过政府直接补贴的手段,资源的再分配可能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上。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农村改革可能主要致力于建立基本社会保险和医疗保健体系,贫穷农户也会成为主要帮扶对象。

  花旗银行报告希望此次政策调整把主要任务放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村消费上。因为先期的经济改革忽略了农民利益,再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险的缺失,都会减少农民的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来的正是时候。

  农村改革五大死角

  花旗银行认为,中国深化农村改革还需要解决以下五个难题:

  农村人口必须减少,这样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政府官员已经承认,由于农村改革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在一号文件中没有明确的说法。实际情况是,一些城市已经在取消户籍登记制度,愿意让农村移民分享城市有限的资源,比如住房、社会保险、保健和教育等,希望在未来的5年能完全取消户籍登记制度。

  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需要为农户贷款提供便利。这虽是很长时间的共识,但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一号文件也鼓励民间贷款机构的发展,不过还将受到现有体制的束缚。中国西部省份已经在进行尝试性的改革——让私人借贷合法化,这对长达十年之久的农村改革来说是一次突破。

  农民的话语权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政府鼓励农民在专业化生产、技术采用和市场交易等方面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不过农民在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机构,这样导致农民在政策和市场的摇摆不定中无法得到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而实际上,农民丧失土地经常没有到合理补偿。把农村的土地转为城市的土地,或者建成经济开发区,这已经成为把农村的收入转移给城市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土地改革又必要让土地定价合理化,并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为了让商务活动更加便利地进行,健全的法律机构和政府组织是相当必要的。

  中国经济改革要获得成功,需要有发达的农业和富裕起来的农民来支撑。不过,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这一切必须是通过市场化的措施来实现。深化农村改革需要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举措,市场效率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新农村下的投资机遇

  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和五年计划是同步实施的,如果新农村政策实施成功,将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消费的增长以及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四个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花旗银行认为,此次政策调整的受益行业将包括:消费类行业,比如耐用品、能源、小轿车、摩托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可能出现增长,交通运输、教育、医疗以及零售业等行业也将得到发展。建筑建材类行业,交通部已经计划未来5年在农村道路建设方面投资1000亿元,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强有力地带动农村建筑业的发展。此外,由于二级城市需要接纳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所以城市化进程将为二级城市的房地产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