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式声讨于事无补，唯有通过建立适应本土环境的市场和产品创新机制，才能运用国际规则“自然”取得定价权。其中，政府应扮演的是“助产婆”角色
“把期货市场与国际定价权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但还远远不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证监局副局长孙才仁表示。
与一般观点不同，孙才仁提出：国际定价权不是“争”（口号式声讨）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那么，如何在中国形成定价权？政府在其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就此问题，记者还采访了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教授。
政府搭建舞台
孙才仁提出，期货市场与争夺定价权的关系，其实已经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一个关乎经济全局的战略问题，理论界和经济政策部门应该好好研究这个通常不被重视的问题。至于国际定价权，这不是争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就像哪个饭店火不火，主要不在于位置繁华不繁华，主要在于它的东西好吃不好吃。酒香不怕巷子深，来的人多了，买卖也就大了，品牌也就出来了。期货市场也是如此。很简单，主要就是创新、松绑、发展、开放、做大。”否则，在国际贸易定价主要参考期货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国就仍然不会拥有价格发言权，“中国因素”不能转化为中国定价，被外国人蓄意加以夸大和利用的尴尬局面就难以扭转，期货市场就会继续成为国际基金“狩猎”中国企业的工具。
回首过去，孙才仁感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近被专家称做是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兴战略性行业，在大多数中国人中间还不被认识、不被接受，甚至在少数人眼里还被视为“坏孩子”。其整个市场只有20多万投资者参与，其中95％为个人，市场资金只有100多亿，作为这个行业的中坚力量的期货公司80%是亏本赚吆喝。许多大宗贸易品种在我国没有开设期货交易，有些商品虽然开设了期货品种，但因为国内市场封闭、规模小，加之没有专业期货投资基金和宏观调控的配合，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套期保值无法通过国内期货市场来完成，而不得不转向海外期货市场，大大削弱了国内期货市场做大的基础，致使我国期货市场难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中国在铜方面需求量已超过全球比例的20％，理应在定价权上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实际上铜的定价权非但没从伦敦转向中国，反而连中国资金都去帮着巩固LME定价中心。直到近两三年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从去年开始，才引起一场关于“定价权”的议论。
对于如何通过参与取得定价权，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建议：在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培育自己的兵团来与国际基金抗衡。我国大型基础原材料产品大都在国家垄断的企业范围内，这些企业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主动出击，组织我们自己的中国基金，比如石油基金、大豆基金等大宗基础原材料产品，以增强谈判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主场”要踢好，“客场”也要打好。
胡俞越还强调，期货市场定位于金融市场，但是与银行、保险、证券市场相比属于弱势群体，至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期货市场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1999年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加上“一个司法解释”、“四个办法”，构成了现在期货市场法律法规框架，但带有明显的清理整顿基调。其内容重规范、轻发展，重限制、轻效率，没有把促进期货市场发展作为立法的准则。《期货法》虽然已被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日程中，但还是空中楼阁。而证券市场的法规相对完善，《证券法》和《公司法》2005年又进行了及时修订。因此，期货市场要发展，主要还是要政府重视起来。
重在市场创新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上的商品只有10种，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很有限；有些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影响力大的品种，如钢铁、石油、煤炭等商品期货，以及股指、利率、汇率等金融期货，至今不能出笼，导致企业的套期保值或风险对冲因为缺少国内市场渠道，不得不远涉海外期货市场。因此，业内一直呼吁期货市场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要加快。
对此，孙才仁认为，创新对于发展和做大期货市场，进而对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定价地位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需要的是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土壤。这包括观念、政策、法律和监管等多方面因素的整合。
他认为，市场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具有生产方式创新的特点，是对旧有生产方式的超越，进而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创新的历程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超越旧有法律和监管、超越旧的经济活动规则的过程，这正是他们的市场能够不断创新和高度发达的深层根源。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期货市场创新发展上，我们始终没有摆脱旧的认识束缚新的实践的问题，一个六七年前制定的监管条例，死死地束缚着创新，大家还感觉这蛮有道理。实际上，我们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恐法症”。
有关人士指出，期货市场创新艰难，说到底是人们对创新的本质和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是承担风险意识有待提高。依法管理经济是时代潮流，但依法创新，确实需要我们仔细斟酌了。政府管好创新的环境与秩序是必要的，但创不创新、怎么创新，这实质上是市场的事情。政府可以管好国有企业和政府资金不涉险，但不应把非政府企业和个人创新和参与的创新的权利与机会也剥夺了，管死了。一种实践还没有展开，就想制定一个好的规矩来约束它，这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是，放在全球化视野看，这样就未免有点和自家过不去的感觉。实践发展了，还要坚持用过时的规矩来管理，这样的行业怎么会有生机活力？
如今已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品种的问题，现有的品种都做不好，又谈何创新？因此，创新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我们不能从深层次入手解决制约和造成期货市场创新被动落后的认识与环境问题，形成和掌握国际定价权仍将是一种奢望。
期货必须要做大市场，期货业必须要发展，政府、投资者必须提高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必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长远需要，下决心大力发展期货市场。
据介绍，我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已提上日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有关人士强调说：掌握好期货市场开放的节奏和步骤很重要。这位人士指出：按优先性来讲，向外资开放期货公司不如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期货市场。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可以让我们的市场本身在概念上就具有“国际化”；其次，开放投资者，有助于做大期货交易量，提高我国市场的国际份额，从而使我们的市场具有国际影响力，在这样的市场上才更有利于形成定价能力。
“期货市场已始入发展轨道，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好。”对于中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孙才仁乐观地说：“期货是个阳春白雪，应该允许认识逐步到位，中国期货业和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容怀疑的，再过5～10年，它必然是另一番模样。尽管道路可能会曲折，甚至有时会付出不应有的成本。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是对有关方面能力的考验。相信市场就是相信自己。”
“天高云淡”，这是挂在孙才仁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字，记者从中隐约地感觉到了我国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