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摆脱“高进低出”困局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已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世界贸易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在当今国际社会被称为“中国因素”。我们在对“中国因素”倍感自豪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贸易上“高进低出”的事实——这意味着这个加工中心是赔本的，是“穷国补贴富国”。
为何导致这个局面出现，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我国的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是内因，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三大透支：一个是环境的透支；二是资源透支，我国的许多基础资源的开采已大大提前；三是社保透支，我国的低成本加工战略使成千上万的打工仔进了工厂，但没有足够的社保，未来到了小康社会，这些人只能是社会来负担。
所谓外因是指当前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掠夺行为。一些国际上的金融巨无霸凭借自己的金融市场的霸权，肆意炒作“中国因素”，将能源、原材料价格炒得令人眼镜大跌，利用价格手段，疯狂掠夺财富。
国际的一些巨型对冲基金为何能疯狂掠夺财富呢？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世界贸易的殖民价格体系：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由美欧期货市场交易所决定的，生产国和使用国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美欧的定价，原因是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政治上弱势的国家。21世纪之后，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国大多有美欧财团的投资，使用者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轮的世界经济增长如同一场盛宴，美欧的绅士们体面地参加了宴会，并能一抹嘴从容离去，可掏钱买单的是我国这个世界性的加工中心。
“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增长的方针，要向节约型社会转型，应该说战略方针已经清晰，剩下的是如何处理好中央的方针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但是，如何在金融领域内反价格掠夺的问题还没有被重视。
据《中国证券报》2006年1月13日报导，商务部副部长在一次研讨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由于缺少国际定价话语权，2005年多掏了300亿美元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产品”。但是，国际市场的定价是如何进行的，期货市场在起什么作用，我国的经济界人士并没有深入研究。
我国大型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其机制并不适合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民营企业规模不够，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因为与国际对冲基金相比，好比是大刀长矛与洋枪对阵。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话语权尚需时日。
我从1996年就提出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的我国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大宗产品的定价中心，合理配置资源。但由于当时的政府机构和理论界对期货市场的功能认识不够，所以，不仅不让它发展，反而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来治理整顿，使我国的期货市场“起了五更，赶了晚集”。
之所以说“起了五更，赶了晚集”，是指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期货交易所与德国期货交易所差不多同时起步，现在德国期货交易所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国际性交易所，亚洲许多国家比我国起步要晚，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建立期货市场，韩国、印度等国都要晚些，但韩国的许多品种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我们还处于不断的规范时期，许多方面还处于试点的不确定性阶段。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我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强国，客观上迫切要求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做大做强，来成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中国人自己发现“中国因素”并将“中国因素”客观地反映到价格中去，形成合理的价格，来合理地配置资源。
我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势必要建设我国民族资本有话语权的体系。可以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期货市场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后，“殖民价格体系”才会彻底改变，在我国的期货市场上我国的民族资本才会成为主流，才会客观地反映“中国因素”。当然，我国的期货市场也必须国际化，我们欢迎国外的投资者合规的进入我国的市场，利用我国的期货市场进行保值和投资，与我国机构投资者平等竞争。
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才有望使我国的期货市场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才会走出“影子市场”，才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匹配，才能适应我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需要。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还任重道远，其中，政府部门起决定作用。因为目前期货行业还是一个政府管制的行业，不是一个自律的行业，交易所也是官办的体制，民间力量还起不到决定作用。
（作者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