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李德水局长送给了全国人民一份“大礼”：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182321亿元，以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计算为22257亿美元；2005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次日，即有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法国和英国，稳坐了世界第四把交椅，外贸总额保持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量升至世界第二位。
中国经济总量的名次上去了，公众舆论表现得欢欢喜喜本来无可厚非，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曾有人想过，在这些诱人的数字背后，其实还掩盖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忧患：中国经济总量提高的同时经济质量提高了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安全是否有保障？
“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从GDP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进出口贸易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外贸大国；从外汇储备量来看，中国也成为一个货币大国。但我们并非经济强国、贸易强国、货币强国，在“大国”的盛名之下，中国经济质量不高令人堪忧，而这一问题最为激烈的表现是：“中国因素”被恶意炒作，国民经济陷入“高速低质”增长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逐步走高，2003年外贸依存度为62％，2004年为70％，即使调整汇率的2005年也达到64％。在这一背景下，粮食、有色金属、能源等大宗原材料进口越来越多，被国际上称为“中国因素”。但“中国因素”并不属于中国，我国大宗原材料进口陷入了“一买就涨”的怪圈，“中国因素”反倒成了国际炒家疯狂掠夺财富的工具。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纸浆、羊毛、棉花、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纸及纸板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而进口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8种产品这三年中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铁矿砂、铬矿砂、氧化铝三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竟高达三位数，分别为146％、154％和111％；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石价格71.5％的涨幅，使得钢铁冶炼业大受其害；2005年1～9月，我国铜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逆差总额，我国已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损国。
于是，戴着“世界工厂”高帽子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补贴发达国家。我们进口高价的原材料，再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出商品出口，由于商品极少凝聚本土品牌与核心技术，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由此便形成了“高进低出”、“赔本赚吆喝”的局面，很多企业不得不“悲惨式增长”，成本高涨，利润下滑，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大、质量低的现状。
“客场”被宰，危机重重中国经济要高速增长、经济质量要提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一旦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创造的经济财富就有可能顷刻之间被发达国家通过市场的手段掠夺。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市场对能源、粮食、有色金属等基础原材料的依赖越来越高，但国内企业缺少用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工具，只能选择国外通道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而我国缺乏熟悉国外市场、经验丰富的期货人才，缺失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缺少对国际期货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了解和研究，“客场作战”的我国企业自然很容易被经验老到、资金实力雄厚的国际投机基金抓住把柄。2004年，国内企业“高价买石油”使得我国为进口石油多支付近100亿美元的成本，2005年又遭遇价格上涨多支付了150亿美元。未来几年，我国要建立石油储备系统，如果依旧受制于人，石油储备将再次“被人宰割”。与此类似，2004年国内大批榨油企业进口大豆，因为“买涨不买落”，造成了所谓的“大豆风波”，进口大豆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对我国大豆榨油产业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情形在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市场上不断涌现，凸现了我国粮食安全正受到巨大的威胁。另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利率、汇率风险正在危及国内银行业，金融安全形势颇为严峻。
因此，近几年发生的“中航油事件”、“中储棉事件”、“大豆风波”、“铁矿石涨价事件”、“高价买石油”、“国储铜事件”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已向国人预警：中国经济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重重。
定价权旁落的幕后——期市发展滞后为什么中国经济质量与经济安全受到挑战？为什么“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因为我们缺失国际商品定价权。而国内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又是造成定价权落入人手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中，作为加工制造业原材料的铜、原油、大豆、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是按照该商品“主要期货交易所的基准期货合约价格+各类升贴水”来计算的。如国际原油价格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新加坡纸货市场原油价格加权而成。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脑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这些交易所几乎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国际化程度相当高，集中了某种商品全球最大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基金；交易制度相对完善，交易量、交易额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市场。因此，要想获得国际商品定价权，必须要广泛地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必须拥有经验丰富、规模庞大的期货行业，必须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易中心。
然而，国内期货市场的现状却让人心寒。当我们审视中国期货市场时，我们悲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毒瘤般依然缠绕在其身上，束缚了它前进的步伐；当我们与走在前面的欧美期货市场比较时，我们感叹，国内期货市场与“老大哥”们的差距竟然越拉越大；当我们瞧瞧当年还来大陆学习经验的韩国、台湾地区期货市场时，我们惊叹，这些“小老弟”们突飞猛进，早已把我们甩在了后头；当我们将期货市场与国内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对比时，我们慨叹，几乎同时出生的兄弟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已远远高于期货市场。当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得失的时候，我们哀叹，一系列风险事件已昭示：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时束手无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直接导致了国际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快速、安全增长，阻碍中国经济质量的提高。
其一，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中国开办期货市场十几年来，《期货法》迟迟不能出台，期货市场依旧在重复“无法可依”的悲剧，现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严重滞后，期货市场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其二，品种结构单一，大大影响了期货市场交易规模。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的只有11个商品期货品种，与国际期货市场上的269个商品期货品种相比，品种实在太少；近几年期货交易额才逐步与GDP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平，而美国的期货、期权交易额是其GDP的十倍还多，我国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与国民经济总量相比，规模实在太小（参见图1）；
其三，期货经纪公司规模小、效益差。我国期货经纪业有180家期货公司，但所有公司总注册资本仅有60亿元，整个行业保证金总量不到150亿元，期货经纪公司利润微薄、常年全行业亏损，即使在利润总额最高的2003年，全国18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的平均利润也不到80万元，离现代金融企业的标准还相距甚远（参见表2）；
其四，对外开放步履艰难且频频受阻，市场功能发挥受到制约。至今我国仅有 31家国有企业获得境外套期保值资格，期货公司代理外盘业务尚未起步，境内投资者投资外盘，境外投资者投资内盘的闸门都没有打开。期货市场国际化程度太低，导致所形成的期货价格缺乏影响力；
其五，投资者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我国期货市场上近95%的交易者是中小散户，只有5%的是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资金量小，无法承担市场上套期保值着所转移过来的风险，从而影响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功能发挥。另外，期货投资基金还处于“地下”状态，得不到监管层和法律法规的承认。
总而言之，中国期货市场品种少、规模小、国际化程度低，期货经纪行业力量薄弱，期货交易所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同时，国内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交易的企业又太少，受到诸多政策限制，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些是造成定价权落入人手，中国经济质量低、经济安全缺乏保障的根本原因。
期待“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因素”应当属于中国！在国际商品定价权的争夺中，作为世界原材料需求大国，我们本不应当受制于人，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对象，更不应当让“中国因素”成为提升经济质量和维护经济安全的阻力。我们的出路在于，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
首先，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应把期货业提高到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来发展，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中国期货业，将期货经纪公司培育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还应当通过立法构建发达的期货市场体系，为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改革当前的交易所管理体制，在国内孕育出一个或几个国际商品定价中心。我国期货市场的功能已经在大豆、小麦等农产品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行业中初步显现，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市场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竞争力。“十一五”期间，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应当通过构建商品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四个市场组成的发达的期货市场体系，为国民经济各产业提供风险管理工具，使期货市场能成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助推器”和“避风港”。
其次，要承认“期货投资基金”的合法身份，并加以积极的引导与鼓励。市场上已经大量存在类似于基金的组织形式和投资方式，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因势利导，积极推动期货投资基金的发展，并从一开始就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的屡屡败北，均与那些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大型国际投资基金有关。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因素”愈来愈成为基金炒作的对象，国际基金利用“中国因素”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一方面，我们要给予国内基金以合法地位，使其成为稳定的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还要组建自己的基金来参与国际市场，如大豆基金、石油基金和金属基金等，以增强谈判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
再次，加快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使有需要的原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都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了解并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引进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为我国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创造条件。“十一五”期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定位于“世界加工厂”的中国要想摆脱“高买低卖”的命运，必须抓住这关键五年，完善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努力把我国期货交易所打造成为世界性的期货交易中心，从而赢得国际商品定价权。首先，要按照期货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来修改相应的法规，使其能够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行的法规都是在清理整顿的条件下形成的，带有管制色彩，因而严重阻碍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其次，要将改革交易所的管理体制，改革一些交易制度，将我国的交易所办成有良好信誉的国际影响力的交易所；第三，要使期货经纪公司成为真正的期货公司，能够自营、代理、咨询和经营投资基金，而不是功能残缺不全、被动的代理机构；第四，要培养机构投资者，发挥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优势、团队管理优势，使机构投资者成为期货交易的主体，更好地发现供求关系，形成对市场价格的理性预期；第五，加快我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使国内有需要的原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都能参与国际期货市场，了解并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并引进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为我国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创造条件。
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我们期待着！
（作者分别系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该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