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期货事业迅猛发展，市场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监管机构对于国内期货的监管日益完善。与此同时，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商品衍生产品的投资领域，“中国因素”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世界商品价格的波动，中国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商品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我们在更多地介入全球商品市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以下，就是几桩国际上炒作“中国因素”，导致国内企业受损的典型案例。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这些炒作事件中，对冲基金的主力兴风作浪的市场，隐约闪现着一些外国政府的身影。事实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市场，这也意味着在定价权之争的努力中，中国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
大豆风波
2004年，CBOT大豆暴涨暴跌，引发中国大豆进口商和加工商巨赔和违约事件。应该说大豆原本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商品，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多少年以前，大豆在中国被认为并不是主粮，国家除了军队系统有些储备以外，各级粮食储备部门并不储备大豆。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油脂和肉食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对于大豆由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而且进口额度越来越大，从90年代中期的几百万吨，到现在的2500万吨以上，而中国现在每年要消费的大豆大约在4000万吨以上。
但是就在2002年以后，中国和世界粮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粮食生产连续遭遇天灾的影响，于是粮食由过剩转向短缺。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又导致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于是对于大豆的需求出现了极度旺盛的局面。从2003年夏季以后，伴随美国大豆等主要粮食歉收，CBOT大豆走出了一波凌厉的涨势。大豆期价从2003年7月底的500美分/蒲式耳的低点，一路涨至2004年4月份前后的1000美分以上。本来，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CBOT大豆冲上1000美分，达到1064美分的高点以后，大豆价格开始反转，一路下行，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又跌至500美分。
我们的加工商和进口商高价定购的大豆没有给他们带来利润，而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最后变成了巨额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油脂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的薄弱环节显现出来，于是中国人开始大量违约，在国际上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甚至个别油脂企业至今都没有摆脱这种阴影的影响，由于国外的企业拒绝与违约企业合作，于是现在一些企业要进口大豆，还要拐弯抹角地以其他企业的名义进口。
总结这一事件，我们事后分析，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到，国际炒家首先是利用中国需求增长的情况，疯狂拉高大豆价格，而后在大豆期价虚高，抑制了有效需求的时候，又转手放空，导致中国人损失惨重，通过几年辛辛苦苦赢得并累积起来的一点大豆加工费，如数交还给了国际游资。
当然，企业也要加强风险意识，积极和理智地参与套期保值。2004年大豆暴涨暴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油脂企业，无论是进口现货和做期货，都是一味地买入。这样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出现了双倍的亏损。实际上，应该是在国际买入大豆现货供压榨使用，另外应该在大连期货交易所卖出保值。这样，无论价格如何运行，利润已经锁定。我们的企业应该加强对于市场的研究，在大豆和豆粕价格大涨的时候，其实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肉类价格没有大幅攀升，导致养殖业无法使用高价豆粕，需求严重萎缩，于是豆粕库存急剧增加，最后导致市场崩盘，这是明显的羊群效益现象。
中航油事件
国际原油市场这两年来，也是走出了一波大牛市的行情，油价在短短几年的过程中，从不到20美元/桶的价格，涨至去年底的70美元的价格。而中航油的陈久霖却在35美元附近，大量抛空，最后油价阶段性地上涨至55美元后，中航油事件败露。
理论上中国是原油的进口国，如果是按照常理买入保值，又赶上了大牛市，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亏损，很有可能要大赚一笔，结果情况恰恰相反。陈久霖捅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这是怎么回事呢？从事后揭露出来的情况来看，陈久霖是卖出了期权，获得了权力金，以期权权力金作为保证金，同时使用的外方给予的信贷额度进行交易，实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头头寸，这样当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陈久霖的中航油就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事件发生后，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国家中央产权缺失造成了亏损。当然，由于没有人监控陈久霖，于是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干特干起来，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原理，国家没有投入太大的资金，而陈久霖利用卖出看涨期权的权力金以及外方给予的信用额度，造成了巨额的亏损。而到最后，由于国家考虑到石油产业的国际化趋势，只能吞下这个苦果。
当然，当时也有人说，陈久霖是被国际炒家盯上了，等于是被别人害了，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原油期价回调后，继续大幅上涨，最后涨到了70美元/桶。显然，陈久霖对于原油行情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而正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巨大的损失，这是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总结中航油事件，我们也发现，当中航油错误地持有大量空头头寸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已被国际基金早早发现，国际基金抓住了我们的致命错误，拉高原油价格，逼迫我们在高位斩仓。实际上通过历史交易的分析，我们发现，中航油在原油价格达到5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被迫斩仓后，原油价格回落至40美元附近，也就是说我们平白无故地多交了10美元的学费。
通过这一事件，应该说，陈久霖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套期保值手段运作，他应该是买入保值，即便是买的价高了，也可以拉回国内，利用现在石油的垄断地位，进行消化。而陈久霖自己却决定去投机，做了卖出投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总不能把大庆油田的原油拉出去交割，我们国内还不够用呢！其次，陈久霖的所有交易，没有任何人对他实施监控，导致交易放大，最终失控。
中航油事件还反映出国家监管部门根本无法监控到陈久霖他们的行为，由于国内期货公司无法做国际期货，于是乎国内期货从业者还没有觉察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中航油事件就再次让期货背了黑锅，而作为中国期货业的监管者——中国证监会，更是有苦难言。问题就在于，期货风险是层层监管的，如果中航油是在国内一家期货公司从事国际原油期货，那么，这家期货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对于它的保证金有所监管和控制，而监管机构也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虽然国人对于中航油的空头头寸一无所知，但是外国人却是非常清楚，中航油通过国外的期货公司进行交易，而被这些期货公司与国际基金或是国际金融寡头，甚至外国政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等于说我们完全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稍有失误，便别人抓住短处，穷追猛打，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胜率就太低了。
国储铜事件
2005年底，国储抛铜事件再次引发市场争论。从现在获得的情况来看，国储在伦敦抛出了约13万吨铜，价格估计在3400美元/吨附近，尽管国储号称有100万吨左右的铜库存，但是据说这些铜由于品牌问题，没有办法到伦敦交割，导致国际炒家不断拉高期价，逼国储斩仓出局。
国储在伦敦被套前后，曾在国内召开过相关专家的研讨，但是研讨会没有得出什么实质的决定。而在国储被套后，国储在国内举办过四次拍卖会，力图稳定铜价的上涨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基金大幅拉抬国际铜价，储备在国内的抛售活动，并没有起到效果。铜的价格在国储抛铜时间后，一路上升，在今年春节前后竟然达到了5100美元/吨的天价。
关于储备抛售储备铜的事件，到底是产生了亏损还是盈利呢？当然，如果3400美元/吨没有抛售，到了5100美元/吨再抛售，当然是更划算。那么，显然可以简单推论说，储备抛铜十分愚蠢。但是我们显然知道，即便是储备在3400美元/吨，抛出铜，并没有任何亏损，那些铜当年都是在2000美元/吨以下收储的，即便是有高位在国际上买入的铜，也大概不会超过3000美元/吨的水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来，铜价几乎最高点就在3000美元/吨，而且停留时间很短。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储备抛出储备铜，显然是盈利的，并不愚蠢，即便是不够聪明，但也是很规矩的。
另外，我们必须搞清楚国家储备的任务是什么？所谓储备，无外乎是一个如同水库的作用，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吞吐，水多的时候，海纳百川，而水少的时候，及时释放库存，缓解民生。我们无法想象，天下大旱的时候，水库的水是满满的，如果拒绝放水，显然就没有起到水库的作用；另外的后果是，一旦大水再次降临，水库的水必然冲垮堤坝，造成更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在前两年铜价在1800美元/吨很低，国储如果储备了100万吨铜，而现在铜价高涨至4500元/吨，那么，显然国储抛售部分铜储备就如同开闸放水，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看到，短期国储的行为可能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国储的行为不见得有什么不妥。
当然，我们发现在国储抛铜事件中，国储储备的铜不是LME指定的品牌，于是无法顺利交割，这又被国际炒家抓住了短处，他们疯狂拉抬期价，试图逼迫我们出局。当然，国储后来采取了一定的交易措施，向远月移了仓，但是依然付出了100～200美元/吨的升水的惨重代价。
我们必须提及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炒家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有针对性地围猎中国人。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我们逐步变成了世界加工中心，导致我们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大大提高，而国际炒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买中国”的概念，而最近这种概念逐步演化成“逼中国”的概念，即所谓知道你要买，抬高价格，然后逼你买，不买不行！不但有色金属是这样，大豆是这样，原油也是这样，铁矿石更是这样！
（作者系中国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研发部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