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含蓄。小至到他人家中造访，为表示好客，主人一般要坚持倒茶，而客人为了显示礼貌，皆自觉不自觉地向主人表示坐一会就走，无须倒茶。如此相互推辞再三，耗费了不少时光，主人的客气、客人的礼貌都分别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双方才一边喝茶一边叙谈。
中至有人到某机关要求解决某事，该机关明知此事无法办理，却不明说，转个弯子说：“我们研究研究”，弄得当事人三番五次地往返拜访，多次求办不成，失去了信心，方才作罢，而该机关也终于达到了“打不垮拖垮”的目的。
大至古代社会改革正面出击阻力甚大，如1581年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下令推行“一条鞭法”的财税改革，遭到了利益受损的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次年张居正去世后即掀起一场反张倒算之风，张居正不仅遭到抄没家产的惩罚，而且两子自杀，一子身亡，全家十余口人饿死，极其悲惨凄凉。此后各地不但不坚持推行“一条鞭法”，反而变本加厉征收“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收杂派，加重了百姓负担。直到清初朝廷宣布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才再次明确以明万历“一条鞭法”征派赋役。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又宣布以上一年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加征的“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时，进一步采取“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办法，把丁银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并征收，才实现了彻底的“一条鞭法”，前后历时达一百数十年之久。可见，在喜含蓄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迂回而成乃是上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就提出了“政企分开”的要求，结果久未奏效。直至1998年，中央明令军警政法机关不准经商办企业时，由于军警司法部门的强烈攀比，终于迫使十余年来难解难分的“政企分开”水到渠成，迅速瓦解。又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其财务一直很难管理，财政部门正面接触不是收效甚微就是束手无策。而1994年纪律检查部门从廉政建设入手进行督办，久管不成的预算外资金终于屈服于查处压力而逐步就范，实行“收支两条线”。再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各部门大力兴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这些机构逐渐形成部门的附庸和福利来源，如政府当局直接要求其独立，挂靠部门就会提出国有资产、工作人员就会提出公职等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央未从正面入手，而是抓住这些中介机构出具假报告、不公正执业的违纪违法等问题作为切入点，要求他们成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独立中介机构，于是手起瓜落，脱钩问题迎刃而解。
可见，在有着含蓄文化传统的中国，赤膊上阵往往不受欢迎，因为它是一种不礼貌和无教养的表现，而迂回战术却是一个既体面又实惠的办法。在当前各项改革工作中，我们又如何认识和运用“迂回而成”这一文化传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