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欲谈2005年会计准则的提速，先言其简史。经济发展初期，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会计数字属“自娱自乐”；随着经济发展与企业规模扩大，股份公司等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且出现债权人、税务机关、企业管理当局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会计数字开始走出账房，置于阳光之下，需要一定的标准，也就是会计准则与制度；又随着经济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中出现了异国面孔，需要语言沟通，于是，会计也要国际化。
目前，我们处于会计发展三步曲中的第三步，当然要走好这第三步。
跨年度的回复：从问题到答案
2004年11月，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张为国教授在首届“中国注册会计师精英峰会”上开门见山地抛出国内会计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欧美国家都宣称2005年将以不同的方式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占全球比重越来越高的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办？”事隔一年之后，同是11月，这一问题得到了有力的回答。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专家工作组第22届会议上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明年初将构建起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同时又充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涵盖各类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独立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将这跨年度的一问一答展开，是2005年中国会计准则提速建设的一幅精彩图卷。
一路走来
2005年5月，在主题为“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国际化发展”的第二届注册会计师论坛上，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助理王军指出，要紧密配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加快制定和完善中国会计审计准则，今年将基本构建起与国际审计准则趋同的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建立起与我国经济体制相适应，并着力与国际会计准则充分趋同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
与以往不同，“趋同”的用词定调了2005年会计准则建设的提速。而在2004年11月份的几次“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座谈会”上，财政部官员的用词是会计国际“协调”。从会计准则的国际发展来看，经历了三个版本，1.0版是会计准则国际比较，2.0版是国际协调，3.0版是全球趋同。“趋同”与“协调”不同，前者更强调方向，后者则是有双向互动的含义，并更强调“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2005年度的会计准则提速，彰显了中国会计标准建设已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于是，我们在“趋同”的路上行进所有这些会计准则建设方面的努力，其基本目标是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充分协调的、涵盖各类企业各项经济业务、可独立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IASB）2005年11月在北京共同签署的“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秘书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联合声明”，成为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向国际会计标准趋同的一个里程碑。
联合声明虽然简短，却立体全面，既有双方观点，也有目前达成的共识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其中，IASB认为，一些国家在其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过程中，为反映其特有环境，补充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没有涵盖的规定和应用指南，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和可取的做法；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进展予以高度评价和赞赏。
中新网2005年11月11日电，据人事部消息，国务院任命王军为财政部副部长，这暗示了政府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肯定，以及对会计工作再创佳绩的信心与决心。
昨日重现：国家化VS国际化
政策是连续的。
一直以来，会计政策界与理论界就已有过共识：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是时代潮流，是未来财务会计发展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课题。然而，对于如何适应这种潮流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是“国际化”快一些呢，还是暂时坚守“国家化”的特色？各方面争论不休，仁智各见。
2005年8月，有著名会计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实现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视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将导致会计准则在某些经济中的不适用，因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而在声称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与地区中，实际上分为四个依次递减的层次：要求全部企业、要求部分企业、允许全部企业、允许部分企业。
从国际上来看，应对会计趋同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激进的方式（big bang approach），另一种是渐进的方式（evolutionary approach）。应该说，就2005年会计准则提速而言，也是属于渐进方式。较早前，原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提出“积极的、顺势而为的”国际化思路；经过多年摸索与实践，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于2005年提出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三原则：第一是趋同是方向，第二是不同是客观存在，第三是创新是必然。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诸方争论的同时，我们不妨扩大一下视野，将会计准则置于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场景中考察。近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渐进式改革”，更有学者撰文指出：“渐进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改革阻力将随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增强”；同时，“对渐进式改革的不稳定预期，诱发了全社会普遍的短期行为，并将进一步诱发传统体制的反弹和回归”。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会计准则提速，就不难发现，步伐快些，自然也有快的好处。同时，也有些许“法上取中”的意味喻于其中。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会计准则的制定受学术界、实务界与其他政府部门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其中还掺杂着诸方利益冲突及对准则制定权的分配与觊觎。对于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来源，能够把持方向，不仅仅需要魄力，更需要技巧。
应国内对金融企业会计规则的需求，财政部于5月16日发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8月25日，财政部又发布《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试行）》，自2006年1月1日起在上市和拟上市的商业银行范围内试行；9月23日，财政部就四项金融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征求意见。
金融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及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体现了准则发布的一种节奏，有急有缓；既体现了会计新规“救火式”的行动，也反映了准则出台的慎重，以及通过试行及时得到反馈的考虑。就内容而言，无论是金融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还是前面发布的两项新规，公允价值的使用是其一大亮点。由此，引来银监会的非议。
10月14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主办的“国际会计准则高级研讨会”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李伟发表了题为《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的演讲，其中指出：应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实施国际会计准则还存在不少困难，主要表现为公允价值缺乏参考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尚不配套，会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商业银行信息系统以及数据欠缺难以支持，执业会计师的能力有待提高，对会计准则执行的监管力度需要加强，执行成本较高导致中小金融机构缺乏动力。并进而提出“过程论”的观点：考虑到公允价值会计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在将公允价值会计全面用于会计核算之前，可以首先将公允价值用于信息披露，以使商业银行在过渡期内更好地积累经验。显然，从内容方面，有对公允价值的微词；从实施来看，与财政部的一批会计准则同时实施的“一批论”不同。矛盾凸现。
这让人回忆起2001年财政部与证监会那场会计“国际化”与“国家化”的争论。当时陈述双方观点与争论的相关文章达数十篇。与本次银监会的“发难”相比，主要区别有四：上次是国内股市如日中天映衬下的证监会，这次是在国有商业银行大举进军资本市场鼓乐声中的银监会；上次是证监会的“国际化”对财政部的“国家化”，而本次是银监会的“国家化”对财政部的“国际化”；上次是针对企业会计制度与相关会计准则，这次仅是针对金融企业会计准则与相关制度；上次的争论已尘埃落定，而这次正处进行时。
记得国内两位著名会计学者在其专著中指出：“理论取决于需要，同一个理论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为不同的辩解借口服务。”
机不可失：国际风云与国内催逼
凡事都不是凭空而生，总有其源头。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提速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国际会计发展大势，也有国内经济发展催逼，还有国际会计准则“政治”发展的要求，以及完善中国会计标准体系的渴望与成本天平的倾斜。
早在2003年2月14日，当时的全球几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发表了一份最新的国际会计调查报告《公认会计原则趋同——2002年全球调查》（《GAAP Convergence 2002》），其中显示，在59个被调查国家（包括中国）和地区中，超过九成表示有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而世界几乎所有的大规模证券交易所都承诺接受外国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报表。有些交易所甚至允许本国上市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提供报告。
而在2005年度，我们迎来了国际准则实施潮。
IASB新修订和新发出的准则几乎都是在2005年1月1日开始的会计年度生效。
2004年之前，欧盟各国还是实行各自的会计准则，但这种状况与欧盟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不符。为此，欧盟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要求在2005年或者之后一段时间里建立欧盟统一的金融市场。而作为欧盟各国在会计领域的首次“融合”，从2005年开始，欧盟要求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
自2005年起，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采用IFRS编制会计报表或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其中包括香港。
而美国也正在着手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推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将国际会计标准引入美国，并使IAS标准同由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FASB）制订的美国标准（GAAP）进行融合。正在进行类似努力的还有日本等国。
2005年4月，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CESR）正式宣布股市交易新规定，其中要求，目前采取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会计准则的公司，如果想要继续在欧盟股市交易，就必须依照国际会计准则（IAS）补足所需会计材料。CESR称，虽然上述三国制订的会计准则接近国际标准，但在信息披露程度上仍与IAS标准之间存在差距。
从国际上的探讨与实践来看，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是大势所趋。而在国内，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有关方对会计准则趋同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会计准则国际化既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产物，也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国际贸易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直以来，证监会对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立场鲜明，其高层在众多场合指出：中国证监会支持中国会计准则逐步实现国际化。
2005年6月16日，在社科院金融所等单位举办的研讨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一连用了三个“始料不及”来形容中国金融界面临的三个国际规则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国际会计准则》（IAS）。他说：“当前向我们金融界悄悄走来的三大挑战都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不是遥远的，而是逼近的；不是肤浅的，而是影响深刻的。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很大麻烦。”同时指出，我们正在酝酿资产证券化的活动在会计法则上没有给予支持。（财政部于5月16日已发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
以金融会计准则为例。金融发展的提速产生对会计标准的需求。“3.27国债期货风波”和“中航油事件”之后，国内金融界对金融衍生工具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日益关注。2005年6月，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十届SNAI经济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谈到关于金融深化的几个问题，其中强调，政府要有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掌握新的金融工具。同时，金融界在今年接连发生几件大事，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人行3月21日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自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汇率水平将根据市场情况上下浮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引入各自的战略投资者，工商银行股改工作启动，交通银行成为中国首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等等。资产证券化需要会计处理相应规定；人民币浮动后，将导致衍生金融工具的逐渐活跃；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海外IPO之后，都需要使用国际相关会计标准。于是，与国际趋同的金融会计标准呼之欲出。
会计准则建设的意义远远不只在于准则的本身。以欧盟不完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例，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国会计标准与国际差异较大。从中可见，会计标准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全局与相关大政的制定。
随着会计国际化的发展，会计准则的“政治”已跨出国门。
虽然美国并不执行国际会计准则，但它在由14名成员组成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有4个席位。北美洲国家也占据了管理委员会19名成员中的6个，成员数目与欧洲国家相等。
2005年3月，欧盟正式要求在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机构中拥有更大权力，此举将与限制美国对全球财报规则影响力的措施相配合。欧盟的提议说，在任命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成员时，那些已经实施或承诺即将实施该准则的国家应获得明显的优待。虽然会计专家们警告，如果欧盟这些建议得到落实，缩小全球会计准则差异的长期努力可能会受到危害。由于欧盟是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规则的最大经济集团，这样的平衡调整可能会大大增加它在准则起草阶段的发言权，使得美国的影响下降不少。
以上这种权力之争显示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而在此，中国不能缺位，没有中国，国际也是不完整的，中国的实践对国际也有借鉴作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加速，将有助于逐渐提升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力。
继2005年9月第五届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中日韩三国就趋同问题与IASB进行第五轮会谈之后，2005年11月，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IASB共同签署“联合声明”（目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与IASB就会计准则趋同问题正式签署过协议）。2005年11月21日，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专家工作组（ISAR）第22届会议上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充分认识建立高质量会计准则体系的重要性；二是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国际趋同；三是丰富、强化会计准则制定和趋同工作中的双边和多边机制。
可见，中国会计界正不断地发出强音，正努力地争取着话语权，而这些只能够在会计准则趋同的路上作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会计变革以来，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往往是“救火式”的，哪里出现问题就规范哪里，如“关联方交易”、“债务重组”等准则的及时出台。随着会计改革的逐步深入与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目前会计标准的制定正由“救火式”向“混合式”过渡，就是既要针对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出台相关会计标准，也要从整体上逐步完善会计标准体系。构建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就是这种渴望的具体行动。
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实质是各国的利益之争。就中国而言，这其中存在一个成本增加与成本降低的天平，一边是会计准则趋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企业的编制成本、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学习成本、审计成本与新旧标准过渡成本等；而另一边是会计准则趋同之后减少的成本，主要包括对外融资成本、对外贸易成本、跨国公司管理成本等。
以对外贸易成本为例，由于中国会计准则不被国际认可而导致的国际贸易中的损失已非常严重。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诉讼中，因败诉遭受的损失已超过96.6亿美元，其中会计准则未能与世界接轨已成为一个重要原因。又如对外融资成本，中国虽然已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但由于很多会计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匹配，会给投资者带来许多问题，也容易产生一些漏洞，这等于变相加大了投资成本。其实，从长时段来讲，随着会计国际趋同大势的发展，可能未来终究要大同，那时，编制成本、学习成本等也终究会发生。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成本天平
“咕咚”来了？
有一个故事。一个椰子掉进湖中，“咕咚”一声。小兔子吓得赶紧跑，小猴子也跟着跑，小狐狸也跟着跑……最后，大家一起跑。
在一些财会人员心目中，2005年的会计准则提速也似“咕咚”一声。心理学中讲，一些压力源自于对事物缺乏必要的认知。细细思量，会计准则的“恐多症”其实没有必要，这可以从诸准则的适用范围、内容与相应的知识更新等方面进行分析。
以2005年8月发布的《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职工薪酬》、《企业年金》、《每股收益》和《所得税》等六项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为例。从适用范围来讲，前两项准则主要适用于保险公司；薪酬准则的内容日常会计实务中都多见，现在只是规范一下；在养老保险等逐步社会化的趋势下，年金准则的适用面也不大；每股收益仅适用于上市公司；所得税的内容企业会计制度中都有，如今只是单拿出来，并要求采用“债务法”。如此，从适用范围观之，对于某个具体企业的会计实务，诸多准则铺下来，必然有一个稀释的过程，自身适用的不会很多。
就知识更新而言，一个财会人员从会计学子到实务工作过程中，对诸多准则的内容早已耳闻目染，更有会计改革与企业会计制度出台过程中的思想准备与知识积累。本次大量准则出台后，只是需要将头脑中的东西整合一下、定型一下。正如在首期全国高级会计人才培训班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的第一堂课所指出的学习方法论十八个字：“整合专业知识，形成知识网络，碰撞裂变提升”。温故而知新，既有的知识都积累了，新知在碰撞裂变中自然发生。
以上仅是从企业会计实务、财会人员角度来分析。木瓜掉入湖中，“咕咚”并不可怕，但却会泛起阵阵涟漪，由近及远，由强到弱。应该说，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同时，这种影响是互动的。具体而言，包括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企业管理等。
中国在会计准则趋同上的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而针对国际会计准则新进展，中国会计准则也要进行相应调整。我国企业所实施的会计准则同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尚存空白；目前，有效的国际会计准则有40余个，而我国才有10多个，对诸如企业合并、职工福利义务、金融工具、所得税、政府补贴等都还是空白；并且，我国的现行准则对一些重要会计信息的披露尚无要求，如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等。
同时，会计准则属会计标准体系的一部分，也必然会对其他会计制度与规则产生影响。就会计标准体系而言，在会计标准改革分步走的理念下，继企业会计制度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发布后，又发布金融企业会计准则等征求意见稿，这无疑为中国会计标准整体框架抹下了厚重的一笔。
在与其他法规制度的互动影响方面，以新公司法为例。围绕修订后的公司法，财政部的未来工作之一就是根据公司法对财务会计的规定，对相关的财务会计准则作相应的修改；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为新公司法、证券法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会计基础。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可以分国内上市与海外上市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
对国内上市公司而言，会计准则的趋同有利于境外投资者更深地理解境内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从而促进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尤其是对QFII以及将来更广泛开放市场后进入的国际投资者而言，财务制度趋同带来的透明度的提高以及相互理解的增强可以大大地降低境外投资者进入的风险。当然，由于新准则中会计专业判断增加，也对监管者的反会计数字游戏提出了挑战。
对于国内公司海外上市，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国际标准脱钩已直接导致公司根据国内外两种准则所编制的业绩报表截然不同，必然影响境内外投资者对其的信心。对于那些希望到海外上市的公司来说，国内、国际不同的会计准则是这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大障碍。由于会计准则不同，不少中国企业到海外融资时，其财务报表往往不能得到认可。同时，即使已经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也不得不编制多套财务报表，不同的报表之间甚至还存在较大的数据差距，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可以大大简化会计报表的编报工作。
对于特殊行业，如金融企业，新准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金融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将对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国内商业银行提高自身竞争力与走出国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国内金融业，金融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是广泛与深刻的，而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则首当其冲。其中，既有长期影响，也有短期影响；既有对其行为的影响，也有对其会计报表数字的影响。具体体现可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善用衍生工具这把“双刃剑”，使其表外业务表内化，改变了衍生工具仅在表外反映可能带来风险披露不充分、盈亏反映不及时的状况，有利于及时、充分反映企业的衍生工具业务所隐含的风险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这种表内化对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行为产生影响，企业不但要考虑现金流等经济因素，还要考虑衍生金融工具对报表的影响，以避免给报表带来过大的波动。其次，四类公允价值与实际利率摊余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因素、时间价值，从而更准确地计量银行各类金融资产和负债。第三，对于金融资产减值，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与目前的“五级分类法”相比，能提供更准确的信息，从而真实地反映贷款的价值。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商业银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金融资产减值可能造成的损失。第四，“已计提的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的规定可减少利用减值准备转回操纵利润的现象。
凡事都是辨证的。实施金融企业会计准则也会产生一些短期的阵痛，可能对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目前一些国内银行的贷款情况将会暴露较大的风险，其原先的准备金可能远远不够；第二，新准则下，资产质量的好坏将决定银行的业绩，比较优质的资产采用折现法将在报表中表现得较有利，而质量差的资产则因此必须提取更高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将对当年利润形成较大的冲击；第三，由于立即确认收益和损失，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管理收益的空间进一步缩小；第四，银行报告的波动性会上升；第五，在非市场化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人为操纵计量结果的现象。其实，一些准则中的内容已经体现在今年发布的两项新规中，即《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试行）》，也就是说，上述这些影响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不是未来，而是已经开始慢慢呈现。
当然，企业不同，情况也会不同。有些企业的盈利数字反而会因此变好。据建行一位权威人士介绍，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盈利数字反而比采用国内现行准则编制的要好。这是因为，虽然减值准备计提增加，但由于短期投资收益确认标准的变化，增加确认的投资收益超过增加的准备。
也就是说，国际趋同并不意味着财务报告数字的大幅度增减。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以巴黎股市CAC40大股和欧洲其他股市的21家公司为样本，看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过渡对欧洲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发现这一影响是有限的和平稳的；首次采用IFRS使样本公司的合并报告净利润平均水平明显提高，权益资本略有减少。
挑战
先要引狼入室，然后与狼共舞，最后变成老虎把狼吃掉；就会计准则趋同而言，就是先努力趋同，尽量求同存异，最后实现最终融合。
2005年会计准则制订的提速，可谓中国会计标准的二次革命。但路漫漫尚修远，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还将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会计标准体系自身，二是与国际准则的差异，三是会计准则的实施。
仅就会计准则本身而言，面临着语言转换的翻译问题、准则及结构过于复杂问题，以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行频繁修订的问题等。
趋同不是相同。目前，国内会计准则在关联方交易及其交易的披露、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部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上还存在差异。当然，差异是正常的。以美国为例。虽然安然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显然采取了比以前更严格的会计规则，但美国的会计标准与IAS标准仍有差距，如美国在会计准则中拒绝将公司员工购股权登入成本。
“徒法不足以自行”。会计国际化不仅包括会计标准本身的国际趋同，更要建设会计标准执行机制，保障其有效地贯彻落实。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新准则宣传实施问题、会计中介落实问题，以及相关人员所需的大量知识更新；同时也包括由于渐进式改革所导致的逐步增强的阻力，以及准则趋同触动的利益各方的协调问题。
以金融企业为例，金融相关准则的实施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宣传学习问题。目前，大部分银行一线贷款工作人员对未来贷款计量方法有变的情况并不知晓，而有的银行分行级的风险管理总部人员对此也毫不知情。二是新旧转换的工作量问题。以贷款损失的折现法为例，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下，交通银行在2004年已经按折现法来计量贷款损失，其中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与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设计转换模型等，巨大的工作量不容忽视。三是整体协调问题。有银行业人士称，要求银行采用国际准则，那么贷款单位的财务报表也要采用国际准则才有效。由于现在假账横行，事实上银行并不能根据对方提供的报表了解其真实的财务状况，因此仅改变计量方法等，对国内银行的意义有限。当然，整体协调的问题也是中国会计标准逐步完善的问题。
不过，这些挑战并非我们独有。从国际上来看，趋同的路也同样不平坦。
2005年5月，欧盟监管当局被告知，日本公司可能会远离欧盟国家股市，因为若遵照欧盟目前建议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成本可能过高。
经过一年舌战，2005年11月，欧盟委员会才一致通过一项新的会计规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以市场价值而不是历史平均价值衡量金融工具，并将追溯调整至2005年1月1日。众多银行和财政机构在一年以前便故意回避使用该制度，指出它将在账簿中引入危险性因素。对此，一些欧洲（国家）政府表示妥协并推迟将该制度包括在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当中。
在国际趋同大潮流下，欧美两位会计学教授近期撰文发出“全球会计准则不应趋同”的不和谐之音，认为在急于推行全球会计准则之前，应三思而行。原因有四：一是会计数字的重要性及意义取决于企业所在国家的经济环境；二是对于统一财务报表能够带来的种种益处的预期是不切实际的；三是实现公允价值记账涉及到一系列管理方面的判断，易于受到操纵；四是单一的全球会计准则意味着失去竞争，同时丧失尝试的必要性和空间。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与大度，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一个优势；同时，2005年“中国会计精神”的提出，也为未来的诸多挑战树立了思想基础。中国会计精神应当是诚实守信的品格、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襟和进取创新的追求。其中诚实守信是灵魂，客观公正是根本，开放胸襟是关键，进取创新是动力，四者构成了中国会计独特而丰富的精神内核。
寻找千里马
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需要好的执行；而好的执行，关键在人。会计人可以分为做会计的、审会计的与教会计的，新会计准则的宣传、贯彻与实施需要所有会计人的共同参与。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努力的同时，对这三方面人才的培训工作也正付诸实施。
2005年6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行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被誉为“三十条”。中国年轻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人才培养路线图。
自此，财政部会计人才新政逐渐掀起盖头。进一步，财政部又开创性地提出打造“会计领军人才”的计划。会计领军人才包括四个系列，一是企业系列，二是注会系列，三是学术系列，四是事业单位系列。
作为企业会计领军人才的选拔打造系列行动，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和材料审核四轮严格筛选，730名候选人中的61人进入面试名单；财政部首期高级会计人才培训班面试工作于11月16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拉开帷幕；经过面试，56名佼佼者最终脱颖而出；12月10日，财政部首期全国高级会计人才培训班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开班，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亲临并讲授了第一课。
财政部官员指出，作为高级会计人才，不仅要成为会计实务专家、培训专家、宣传会计政策专家与研究型专家，还要成为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员”。就遴选全国高级会计人才而言，不仅仅是要在大中型企业中培养一两名层次高、知识面广的会计人才，以带动整个企业财会工作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促进全国范围内财会人员的学习，在提高自身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中国会计业的发展与变革。
打造会计领军人才四系列中的其他系列也正紧锣密鼓。注册会计师系列的英语及综合能力测试于11月6日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厦门四个考区开考，共有 754人参加，最终有73人进入了面试名单；学术系列的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的选择和培养也已开始。
这些全方面打造培养高级会计人才的诸多措施，最终将形成会计准则趋同的全方位人才支撑。
未来
素有“最剽悍的会计师”之称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大卫。·泰迪爵士曾说：“尽管意识到未来还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我们应当对消除国家会计准则和国际准则之间的主要差异充满信心。”而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面临着林林总总的不确定性，新会计准则的实施难度不亚于国家间的趋同。在不同的场合，财政部官员对新会计准则的计划实施时间屡次进行调整，先是“2006年7月1日”或“2007年1月1日”，后是“择机实施”，再后来定位在“可能在2007年1月1日”。就实施范围而言，先是计划于2007年1月1日在大中型企业全面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而在2005年12月19日召开的全国杰出\优秀会计工作者座谈会上，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透露，是在大中型企业中一次推开，还是按上市公司、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等层次分批执行，需要视准则发布后的培训、宣传与实施准备等工作情况而定，也需要听取有关各方的建议与意见。这不仅反映了新准则实施的难度与巨大挑战，也反映了在人们额手称庆的同时，在“纸上文字”变成“行动规则”的过程中，准则制定者们的谨慎心态。
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2005年度CFO论坛上，当被问及会计改革中会计人员减负问题时，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指出，在市场化、国际化的今天，不是减负的问题，而是要增负，会计人员要迎着困难上。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回答问题，也是中国会计准则建设者们经历风风雨雨之后的深刻体会，更是对未来披荆斩棘的信心与决心。
新年伊始，人们的目光饱含希冀。
（作者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信息部中国会计视野网站高级编辑，管理学（会计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