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尧舜禹时代，当官除了尽义务为社会服务外，本人生计皆要靠自身参加生产劳动来解决。因此，普天之下不但没有人愿意出钱买官，即使被人看中欲让其任官者，亦往往推辞再三而不愿就任，尧舜禹即为其中之典型。
后来，当官有了不必参加生产劳动，并且能享受到荣华富贵、金钱美女的好处，人们对当官便渐渐趋之若骛。但由于当时官场文牍往来繁杂，且必须亲力亲为，如秦代始皇帝赢政每天亲自处理的公文就超过120斤，文化不高者一时难以胜任，仍视之如畏途。只是到了清雍正年间，朝廷给官员发放巨额养廉银，全面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衙门有条件普遍配备师爷以后，当官不再是文人的专利，从政成了一种名利双收的享受，那些有钱而无文化者才蜂拥而来，且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登上了历史的颠峰。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的晚清州县，朝廷命官中7个便有3个是买来的。
从那时开始，官场便出现了大人物做小事、小人物做大事的怪现象。衙门中的一切事务和文书皆由小人物——师爷安排和草拟，作为大人物的州县长官，只须按师爷设计的程序办理即可。上下行文只要在师爷写就的文书上画个押便算完成了，升堂判案则有师爷在长官的帘幕之后悄声细语地加以点拨。大小公务，州县长官用不着动脑筋，只须言听计从，按师爷的嘱咐处理，便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现代社会，开会作报告、剪彩讲话、主持各种仪式成了长官们的一大任务。于是，应运而生的秘书便开始取代旧时的师爷担当起草工作。不但报告讲话要写成文字材料，就是极其简单的主持词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即便如此，可怜的大人物还是常常出差错。例如，某日一市领导要参加甲乙两个不同性质的会议并作报告，在甲会上误读乙会的讲话稿，弄得听众满头雾水，秘书如坐针毡，不得不闯上主席台，谎称上级有急电请领导聆听，才结束了这场滑稽戏。事后并不自责的领导反而埋怨秘书误事，送材料时不该把两个稿子一起送，今后要一个一个地分开送。甚至有些领导自己读过的报告，时间一长记不起来了，便反问提问者：“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更可笑的是，有人在主持会议时，连没有几个字的主持词都读错了，弄得诸多与会者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当然，也有偷懒的秘书从中钻空子，他们每遇撰写领导应景的讲话时，便把上年同样性质的材料略加修改交差，有的甚至只改日期不改内容也能蒙混过关。
也许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管理层的长官疏于亲自动脑、动手起草报告，精心组织会议，而把千斤重担压在工作层次不太高的秘书身上，导致各种程序越来越繁琐的会议内容日趋空洞，赴会者的兴趣日益消减，引发了与日俱增的逃会。为了防止逃会，主持人不得不采用签到、刷卡、点名、立姓名牌等“自己生病，让人家吃药”的办法加以限制。
至于人们司空见惯的笑话则是职能部门请行政长官作报告，行政长官的稿子则由职能部门办公室的秘书起草。在慷慨激昂的一番报告结束后，作为领导的“重要讲话”成了全系统学习的“重要内容”。此时，秘书又得抓紧收集基层单位的“学习情况”，起草学习领导报告的“反馈文章”，上报领导自我欣赏，完成循环的最后阶段。对如此习以为常的循环，一手操办的秘书常常为之哑然失笑。如此之大人物做小事、小人物做大事，不仅为买官卖官提供了强大的诱惑力，也造成了为官者的“无能”、“无用”。人的功能用进废退，当官不动脑便意味着自理能力的丧失，很多长官不知如何发表无讲稿的讲话、出行如何订票、如何上车、如何登机、如何用信用卡取钱，甚至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官员晚间停车方便时，由于车门被风吹上，马虎的驾驶员误以为后座的官员已上车，结果被丢在路上。因其身边不带钱、不带证件，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由此可见，当当官变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不需要动脑筋的时候，我们离始自秦代的“以吏为师”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远了，与伟大出于“平凡”的“大人物做小事”则越来越近了。
（作者系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