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志洲看来，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这需要政策的扶持，尤其是城乡共同市场的建立。谁能把握城乡共同市场，谁就将抢得新农村建设的商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一是从动态上看，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要大于农村（基尼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0.1806、0.2124提高到2003年的0.3732、0.3763），但从静态上看，农村的收入差距仍然要大于城市；二是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合并分析后，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从1978年的0.298提高到2003年的0.460）始终大于按城乡分别计算的差距，甚至突破了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0.40的安全标准。
这种收入差距危险的突破，主要源于不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而收入差异的背后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通过新农村建设来调节非均衡，将会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这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
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离不开政府一定力度的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以此改善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善经济环境来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从具体措施看，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优先解决农村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改善贫困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人类在消灭贫困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彻底消除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显示，在北京和天津周围，依然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这说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的改善仍然是分离的。消除贫困最根本的手段是发展经济，但对那些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地区，仍然有必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更应关注最贫困人群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强调改善弱势群体收入的重要原因。
二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和促进农业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到了现实的好处，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起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减轻农民负担是必要的，却还不能根本解决收入低的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不能仅仅依靠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农业本身的生产性质，其增长率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产品的价格弹性较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短期内以实物量计算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收入，但长期却可能导致“谷贱伤农”。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新农村，必须通过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向农村的扩展。
三是要通过体制创新消除对农村的制度歧视。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城市的工业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和农业“剪刀差”基础上的，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从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等各方面的利益分享都是不对称的。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但城乡政策分离的情况仍然存在。在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农村仍得不到政策的倾斜。因此，要改善农村收入水平和发展经济，就必须通过体制创新消除对农村的制度歧视。
四是要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城乡间的产业交流，加快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将是非农产业的发展，通过农民进城、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来实现。从长远看，这是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趋于公平的最终道路。
要启动和加速上述过程，要重视三方面的问题：一要整体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二要加强交通、通信、信息、能源、金融服务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要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和城市间的经济交流，尤其是要通过城乡间共同市场的建立，为城市经济向农村的延伸和扩展创造条件。
农村的经济要真正获得发展，要通过与城市的优势互补来谋求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有一个城乡间的共同市场作为联系的纽带，而各级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对于这一纽带的建立和维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志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