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出现关键性的调整——从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向私人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转移，这对于全球经济以至世界金融市场也将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种种重大的机遇正蕴涵其中大摩看好中国消费领域。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原因非常简单——庞大的国内储蓄资源转化为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增长动力已起不到太大作用，现在是由私人消费带动，让经济结构转型为一个较能自我持续的内需增长模式的时候了。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调整不仅将有助于中国更有效地解决内外部的失衡问题，并且可让改革者把目光转向目前在国内正引起极大争论的增长质量问题，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增长模式转身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过于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的两只轮子，两者贡献了中国约70％～80％的GDP 增量。时至今日，它们合计仍以每年约25%的速度继续增长。
假如趋势一直持续，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将面临相当大的危机。出口业经过多年来的急速扩展已引起严重的贸易摩擦和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风险。此外，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收缩。
与此同时，中国私人消费部分却再创新低，2005年下跌至仅占GDP的50.7％，远低于发达国家65％的标准。同样，从资金密集的制造业和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均不足50％的比重，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被扭曲的另一面，一种对创造职位无甚贡献的增长动力，这与改革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效果恰恰相反。
为了纠正这些失衡情况，避免它们潜在的破坏稳定力量，中国经济的组合成分必须立刻有所转变。目前，中国已向全球发出了信息，如上述的一个再平衡将着手推进发展模式的调整，这是“十一五”规划的核心所在。
中国领导层强调至关重要的调整举措包括三个主要环节：首先是较低的总体增长目标。新的五年计划是以截至201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7.5％为目标，这明显低于过去二十五年来的9.5％的平均增长水平。我们无需视此为一个令人忧虑的下滑，相反，它反映了当局有意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中国已越来越关注到高速成长给转型中经济带来的压力。战略性原材料瓶颈成为近年棘手的经济难题，还有能源价格飙升造成的连带冲击。此外，人们也担心过去三年炽热的、高达10％的GDP增长速度，已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差距和进一步的环境破坏。随着高速增长而来的外在条件恶化，令人不得不关注最终可能危害到改革的潜在破坏力，而这正是中国领导层的底线。
在温总理明确表明中国领导层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强劲增长的同时，他强调：“中国不会在改革路上退缩。”把增长目标从数量上的追求转向为对质量的追求，应可视为是中国维护其改革决心的一个重要手法。第二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宣布，希望在未来五年重新平衡GDP的增长组合比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这方面有详细的阐述：要通过降低出口和固定投资在中国GDP 的比重，以提高消费和服务业的相应比重。
此外，马凯还明确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安全网，特别是在社会保障，还有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这些都被视为改善人们对收入缺乏安全感情况的必须措施，从而减少人们为了“积谷防饥”而进行过度储蓄，该现象的持续严重阻碍了私人消费的扩展。
中国经济活动转型所要涉及的数字和时间因素，与中国政府公布的较低的未来五年总体增长目标互相呼应。这反映了在新增消费支持到位之前，来自出口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动力可能已减退。
金融改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第三个重要部分。金融改革的焦点向来主要放在银行业上，然而资本市场也同样急切需要进行改革，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
最近，中国货币改革已引起了全球相当大的关注，尤其是鉴于和美国日益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的高层金融官员，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已对外汇储备的过度快速累积表示关注。侧重提高内需的实体经济调整应该能促使中国进口较快的增长，从而缩减贸易顺差。换言之，此举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减缓外汇储备累积的过快步伐，继而缓解在货币和贸易层面所面对的压力。因此，实体经济调整将能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金融业改革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调整的机遇与冲击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后的再平衡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中国如此，对全世界亦然。
中国将把经济活动从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连同较低的总体GDP增长目标，这样一个的再平衡意味着它有可能推翻目前金融界对于“中国因素”所持有的多种看法。
对此，摩根士丹利最为担心的以下三个领域将受到中国经济调整的潜在冲击，即大宗商品市场、货币与贸易方面的关系、中国消费者的角色。
对于大宗商品市场而言，投资增长放缓可能会减低中国在众多工业商品市场需求方的影响力。2005年，中国对铝的需求约占全球总量的25％，铜、钢铁和煤的需求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30％～35％。
随着中国工业活动在未来日子将会放缓，工业材料市场的需求压力应会有所缓解，却同时凸显了商品市场的下调风险，特别是当大部分投资者正相信目前的“超级商品周期”会继续攀升之际。中国致力节省能源，目标是在未来五年把每GDP单位的能源耗用量降低20％，这很可能会激化油价和成品油市场面临的下调冲击。
货币与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由于再平衡之故，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人民币升值，作为推动从过度出口增长转向进口和消费的手法。升值多少无疑将取决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及其稳定性。鼓励消费的措施应同时有助于拉动进口需求，结果是降低中国的净出口盈余，从而为其主要亚洲贸易伙伴（比如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提供支持。人民币升值加上外贸顺差减少，应能有助于缓和目前国际社会逐渐增多的贸易摩擦。
中国消费者的角色。中国消费者不会在一夜间改变，然而他们将在未来的3～5 年担当重要的角色。按照马凯的说法，重点将首先放在涉及分销和运输服务的劳动力密集行业上，表明了机遇不单只存在于批发、零售和全国性运输业，同时也存在于以电子通讯为平台的贸易零售系统。
以人均收入和安全保障得到改善为前提，消费品行业是中国新五年计划的明确焦点所在。中国消费品行业在未来几年的成长，应会体现在价值链上从软产品到硬产品的迅速提升。
中国并没有拒绝向外商开放消费品市场，根据入世协议，外商跨国公司三年内将获准进入更广阔的零售交易领域。
以上种种均有风险，中国在确认这些风险方面抱着很开放的态度。然而稳定压倒一切，这方面的顾虑继续是（可能永远都会是）中国在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制约。对于因国企改革导致大量工人过剩的情况，一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被认为是中国可用以增加大量工人再就业的主要工具。就这点而言，中国愿意调低未来五年的目标GDP增长至较低的7.5％水平，有可能引发问题。然而，随着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能更好地抵御经济模式转变可能带来的冲击。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这更多体现在其转型和发展方面，而不仅仅是指其高速的工业增长动力。一个重要的再平衡即将到来，它将减缓现行增长速度过快的势头，并且确保一个更平衡并且有较高质素的经济体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持续增长。
多年来，我们已学会了不能低估中国改革的意向和决心。如今，中国又一次地在适当的时候迈出了合适的一步。面对即将到来的发展模式调整，我们对此充满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