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被国内企业界视之“无味”的农村市场突然之间却散发出了充满诱惑的商机——在政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动下，每年高达上千亿元的巨额财政支持将再造一个空前的农村市场新农村建设蛋糕的香味是如此诱人，然而似乎也缥缈难寻，作为极具政策洞察力和政府决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对政策的准确把脉正是最大的商业价值。来自北京大学的五位经济学家，以学者的敏锐眼光和对政策的高度洞察，为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指引了一条通向新农村建设商机的路径。
在刘伟看来，农村地区的经济起步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前提，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巨大的投资品市场。同样，农村巨大的消费品潜在市场亦是如此，技术装备、基本建设、消费品等行业的企业将掘金新农村建设市场
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63%，创造了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特征表现突出。农村和城市间的发展不均衡，不仅有可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引发一系列矛盾，甚至还可能影响中国保持了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我们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当时的农村建设强调的只是农村本身的建设，强调如何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思想教育等，它和城市的发展是相分离的。目前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背景下进行的。
经济增长，或者说是以GDP反映的经济增长率，一度成为衡量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而通过扩大差别来改善效率，则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社会经济已由贫困状态穿越温饱进入小康，社会发展的矛盾更为复杂，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尖锐，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更具不确定性，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分歧更为深刻。在这种条件下，重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而导致的城乡差别（尤其是收入差别）及其各种社会及经济失衡，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命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我们应对新的历史命题的重大举措，它对中国经济的均衡和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它是实现中国均衡的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虽然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发端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推动，但它根本而长期的动力还是制度创新下的工业化加速进程。伴随着这一进程而发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客观上在一定时期内会导致地区间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的扩大，从而出现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但是应该看到，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应该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这不仅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梯度推进的需要。
第二，它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从绝对量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明显改善的，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5.88倍，增长了488%.但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却是扩大的，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4，2003年则扩大到0.3763，而同期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从0.1806扩大到0.3732.农村居民收入间的相对差距仍大于城市。
第三，它是扩大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消费和国际市场三方面的需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该对国内市场予以更多的重视。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第四，它将促进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逐渐完成中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过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共同特征。在进入这一时期之前，传统经济结构往往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打破旧的均衡使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就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
从发展和公平的均衡看，要在保持效率的基础上提高公平程度，首先是要改善低收入居民状况，尤其是要通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而这一过程，也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统计指标“城市化水平”所反映的，正是这一过程在各个时点上的状态。“城市化水平”反映的并不是人口在地理上的移动，而是他们的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从现代意义上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反映了一个国家从二元结构向一元均衡的过渡。因此从发展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完成的，就是对农村的城市化过程，它的最终结果将是实现了一元均衡的现代化国家。（刘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