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的贸易拉动型盈利模式还将继续下去，但会越走越艰难。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至少还要几代人的努力。
贸易顺差——持续数百年的盈利模式
一国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贸易顺差）“三驾马车”拉动的。2005年，在国内消费和投资略显颓势的情况下，外贸增长迅猛，进出口总额占到GDP的64%，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头号主力。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无疑成了中国经济能得以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其实，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上升这样一种凭借人力资本优势的盈利模式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生了。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一直占全球第一（一般估算均占20%以上），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
除了欧美贸易外，中国在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的贸易中也保持顺差地位，并从日本获得了该国出产的大部分白银。据估计，从1550年～1800年大约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这段时期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而其他学者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中国在那段时期至少占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总之，如此之大的贸易不平衡肯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为抢夺白银而不择手段，1840年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获取白银而走私鸦片。
靠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越走越窄
2005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达到1142亿美元（按美国的统计口径大约为1700亿美元），高于中国全球贸易的顺差总额，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的四分之一来源于中国。而截止200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中国目前的贸易地位和外汇储备，确实与200年前的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在二战结束后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会不会向当年的英国那样向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我想，人类文明毕竟又推进了百余年，在信息传递速度和对称度都大大提高的今天，避免战争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了。但问题是，通过利用人力成本低的优势来持续实现贸易顺差模式，能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呢？
事实上，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2005年堪称贸易争端年，欧美对华纺织品特保争端是建国以来国际反响最大的贸易争端，其波及中国就业人数之多、涉及出口金额之巨均为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争端所未见。2006年新年伊始，欧美再度对中国鞋业提出反倾销。据称我国已经有4000种以上商品受到进口国的调查。除了出口商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非贸易壁垒阻碍外，西方各国对中国汇率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频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靠这种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将会走得越来越艰辛。
而且，这种凭借人力资本低廉优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也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即便是在清朝，由于丝绸出口的需求量很大，导致东南省份通过砍伐森林来种植桑树，又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的粮食需求的增加，同样也导致了毁林造田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森林面积减少并不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如今，传统的出口品种已经被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取代，但本质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延续两三百年前就拥有的比较优势。当然，与过去不同的是，境外企业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出口贸易几乎和纯出口贸易平分秋色，中国成为了世界加工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其背后原因还是因为有取之不尽的廉价人力资本。由此可见，我国外贸比较优势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200多年前由于外贸活跃而使得经济富庶的岭南、江浙等沿海地区，现在同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然而，我们在获得了比较可观的白银或美元的同时，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失去了什么呢？是生存环境。作为世界加工厂后产生的巨大废弃物所带来的污染、大量资源的消耗，作为廉价劳动力最大供给国必然产生的人口密度过高问题……尽管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三贸易大国，但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比，贸易地位恐怕不如那时（当时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均是顺差）；积累多年的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是去年美国GDP的6%，这与200年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白银财富是不可比的。而且，这种纸币形式的储备往往受制于人，且使得本国驾驭货币政策的空间减小。以付出巨大代价来获取不大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当前的贸易盈利模式。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几代人努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欧洲原先要比中国穷，所以才有了一批冒险家航海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冲动。他们靠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大量移民，并在那里采掘和生产白银。拿白银和亚洲国家交换商品。他们又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欧洲的商人将马尔代夫购得的贝壳运到非洲，用来换奴隶，给欧洲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当然，最终让欧洲致富的还是靠18世纪的那场工业革命，在全球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并将这种技术用作对别国资源的掠夺，如英国到了19世纪就成为拥有很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如今，虽然游戏规则已经文明了许多，但西方国家无疑仍处于全球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凭借着技术优势和跨国经营策略，西方国家总能用最低成本支配各类生产要素，然后在全球销售拥有专利技术或具有品牌的所谓高附加值的商品（如LV箱包的高昂价格只是体现其品牌而非使用价值）。
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靠外贸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希望通过扩大内需等办法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但问题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总存在差距。比如一个年出口50多亿双鞋的中国制鞋业，是难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其产能的。又如我们早在八·五计划时就提出“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目标，至今也未能实现。这说明，人总是倾向于拿最小的成本或唾手可得的东西来换取最大的回报。
有人说中国在18 世纪之所以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当初中国人力资源成本要比英国低；英国纺织业采用氯气漂白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因为英国缺少阳光（暴晒漂白），看来也确有其道理。因此，在现有人力资源成本依旧低廉的情况下，要改变中国的贸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规划和口号上，必须提高现有生产要素价格的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尤其需要控制人口，笔者认为，我国尽管实施人口控制多年，成就显赫，但正如我们低估了GDP中服务业创造的价值一样，中国的实际人口，尤其是非城市户口的人口数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需追加对农业人口及农村向城市移民人口在生育控制上的投入，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等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成本。
总之，中国当今的贸易拉动型盈利模式还将继续下去，但会越走越艰难。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至少还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有力措施，恐怕最吃亏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