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公允价值”记录被合并方公司资产负债，将给并购整合的参与者带来税收递延的好处，合并中产生的“商誉”处理，新准则给予了企业更大的灵活度。这与国际惯例接轨，对并购活跃的行业结构性利好。
新旧会计准则交替，在资本市场中最为关注的，可能就是“公允价值”概念了，这也是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最大变化，而它影响的深度与广度目前还难以预测得很具体。
不过，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公允价值”只影响会计信息，不影响公司实际运营，从DCF 估值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限。另外，《新会计准则第3 号—投资性房地产》明确，其规范的投资性房产的范围是：“1. 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2.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3. 已出租的建筑物”，所以，房地产公司、商业零售公司受到新准则变化的影响很小，它们的物业绝大部分不适用这项准则，“价值重估”在这两个行业尤其是零售行业中，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可变现净值”概念，其激发应更多地归功于并购，而不是会计准则变化。
“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项新准则中——《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企业合并》。非同一控制人之下的企业合并，经营主体发生重大变化，对被并购方资产负债的记录，以“公允价值”体现，不影响一致性和可比性原则，所得税方面，也没有处理上的很大争议，因为在并购交易的过程中，实现“当期收益”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实现，其金额也有限。企业合并中，“公允价值”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主并方公司支付的并购溢价，分配为两部分：1）资产负债按照“公允价值”入账，2）支付对价超过“公允价值”的部分，记录为“商誉”，因而合理预见，主并方公司未来资产折旧的基数，将超过合并各方企业的简单加总，因而产生所得税递延的效果，这是产业整合的结构性利好。
新准则在企业合并中的变化，还体现在：1）不记录“负商誉”（或称“合并价差”），支付对价低于“公允价值”的部分，增加“当期收益”，这种情况虽然少有发生，但也足够引起重视：以往，企业处置资产或股权，才带来非经常性收益；以后，非同一控制人之下的企业合并，也可能给主并方带来当期收益；2）“商誉”不再逐年摊销，而是每年做减值测试，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年度不能转回。这样的规定，其实给了企业很大的灵活性：如果注重当期收益指标，可以不做处理；如果注重现金流，可以加速减值以获取所得税递延。
但是，以“公允价值”记录“投资性房地产”，却有很大的争议，会计准则的实施细则和税法不做相应规定的时下，无法准确预测公司的反应，因为“公允价值”对于公司而言，有选择还是不选择的自由。以往，“投资性房地产”基本已取得成本或建造成本入账，每年提取折旧，因而其帐面净值显著低于公允价值，企业一旦改变记录方式，对于当期利润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部分利润的所得税纳税义务如何处置呢？以下方式可以探讨：
1. 所得税纳税义务在当期。估计一般的企业不会选择采用这种方法，除非大股东想增发或套现，以拉高股价为主要目标。
2. 所得税纳税义务产生在物业出售时，这符合国际惯例，但中国的税务制度很难支持。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记账，不产生当期纳税义务，以后年度的减值，却减少当期收益，有避税之利， 如果税法的配套如此约定，企业选择“公允价值”的积极性会很高。
3. 允许企业在几年内分摊。但企业的行为不一样，很难配比，另外，投资性房产交易时，还产生土地增值税等其它税费，企业很难提前估计，后续年度的可比性将受影响，但企业选用新准则的积极性会比较高。从股东价值角度看，企业最好的方式是尽量取得税务递延好处，减少现金流出，那些不顾及长期营运价值而以炒作的态度调控会计信息的公司，反而应该引起投资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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