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五周年，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刚刚过去的2006年仿佛股市K线图上5日均线上穿30日均线一样，使这个“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平添了不少技术性变量的色彩。
为了帮助国内CFO们系统地梳理这一年宏观经济基本面上耐人寻味的变化趋势，我们不妨将马克思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三要素”非学术性地扩展为土地、金融、环境、制度、劳动、科技、贸易、教育、消费和保障10大经济要素，条分缕析地看一看这一年上述10大经济要素发生了哪些值得重视的趋势性变化，从而在技术角度上来研判宏观经济的中短期变化态势。
表面看来，上述10大经济要素在这一年的变动，从单点上看似乎是呈现随机分布的布朗运动，但如果结合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再梳理，很可能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聚集了全社会对于宏观调控的主要注意力的土地方面，如果剔除掉大量的关于房价和地产商道德问题等干扰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不断地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能力将是国家更着力引导的方向。据统计，某省会城市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2001年每公顷土地工业产值165万元，比该市一般工业用地每公顷188万元的产出水平还低。 再比如，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人民币汇率的加快上行，环境保护更加严格等等，众多经济要素的变化都在提高企业的运行成本。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粗放的资源高消耗低产出的企业注定要遭到淘汰。同时，社会保障机制覆盖面的一再扩大，粮食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两税合一”政策的行将出台，都在意图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基础，并提高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首席财务官》杂志抛开了国内财经媒体常见的纷纭繁复的年度新闻事件总结的作法，而力图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来构建一个能够帮助国内CFO阶层探寻合理的商业计算框架。我们相信，算清了这些“大数”，对本土企业的业务战略和财务战略大有裨益。
土地：稀缺下的优化供给、遏制投机和提高产出率
尽管相当多的人认为，在这一年里频繁出台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抬高房价的作用。但土地价格的上升无疑是一个短时间内不可更改的趋势，在这背后，土地的稀缺性和其经济产出效率的“良币驱逐劣币”效应将长期伴生于土地价格的左右。
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包括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以上被称为“国六条”的措施拉开了2006年房地产调控的序幕。12天后，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国办发（2006）37号），人称九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而且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了量化规定，提出90平方米、双70%的标准。
在《首席财务官》杂志看来，这些措施的目标所指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供应端进行“格式化”。比如地产商应更有自有资金实力，住宅户型的变化则充分显示了管理层对土地稀缺性的超前认识，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则使整个市场化的房地产的供应能够兼顾公平和稳定。
而在此之后紧锣密鼓出台的诸如《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74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通知》和《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则无疑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需求端进行“格式化”。比如，遏制国内房地产的短期投机行为，压缩外资热钱利用投资房地产来博取人民币升值的投机空间。
与此同时，国家管理部门对土地稀缺性的忧虑已经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动作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有国土资源部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直接造成了10年减少1亿亩土地，还因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土地，而如果考虑到用地质量的因素，土地浪费的现象将会更加触目惊心。1996年之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化率由30.48%上升到2002年的39.09%.与此同时，土地粗放利用和浪费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用地观念落后，一味着眼于新占地、多占地，而不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好存量土地，城市建设用地已经面临总量失控、结构失衡的局面。 另一项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表明，1990年到2004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由近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近3.4万平方公里；同期，41个特大城市主城区用地规模平均增长超过50%；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为2.28，大大高于1.12的合理水平。
据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董黎明介绍，目前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高达130多平方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城市建设用地水平。
以2005年的全球GDP排名来看，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2.455万亿美元）、日本（4.505万亿美元）、德国（2.781万亿美元）。在媒体和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计算看在哪一年能超过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以25倍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却只创造出日本一半左右的GDP.也就是说，日本单位土地的平均经济产出量高达我国的50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只有那些努力在更高的土地成本下创造出更多经济价值的工商业态才能更好地存活下来。
劳动：效率与成本交互上升的双螺旋
2006年中以来，各地再次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其中发达地区城市上调最低工资的力度无论在频率、幅度上，都比中西部省市要大。从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和深圳来看，三地均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北京由每小时不低于3.47元、每月不低于580元，提高到每小时不低于3.82元、每月不低于640元；上海则是从1993年以来已经连续13次（每年一次）调高最低工资；而深圳2006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方案为：特区内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66元，每月810元，比上年度增长17.4%；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2元，每月700元，比上年度增长20.7%.
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上调，是国内劳动者所占GDP分配率长期过低所引发的被动性调整所致。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而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全国平均在12%～16%之间，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不过15%～20%之间。
呈现连续性上升变化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显示了国内替代性最强的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从国内就业形势的供求关系而言，在中短期内这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相对有限。根据国家发改委年初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同时预计2006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而与此对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趋势是，数以百万计的高级技师缺口正在日益扩大。
据统计，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约有7000多万人，约占从业劳动者的50％。其中，初级技工4200多万人，约占60％；中级技工2520多万人，约占36％；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280多万人，约占4％。劳动力市场中，高级人才供不应求，中、高级技工的缺乏尤为突出。“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已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增长15%～20%，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照此推算，我国现有高技能人才数量对比企业需求，还有几百万人的缺口。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这已经是近三年来有关大力发展高级技师的第五个国家级动作了，而且“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把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但企业自身的努力在就业结构的调整中也至关重要，别忘了美国企业在职培训的投资已从1991年的占职工工资总额的0.5%增加到了目前的20%.
从这个角度上说，也许本土CFO们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在企业预算管理中最不应该压缩和砍掉的就是培训费用。
既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无可逆转，那是否会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呢？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是一项最重要的、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的经济学普遍原理，而支撑它的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查”显示，从1995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查”显示，从1995到2005年的10年间，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以年均20.07％的增长速度快速提高，从1995年的5.74万元/人增加到2005 年的35.7万元/人。其中，大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21.35％，分别比中型和小型企业高出3.63％和13.19％。
而从行业划分上看，由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初期，在新一轮投资高速增长的驱动下，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轻工业。1995～2005年，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9.1％，比轻工业高出2.9％。
这一数据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外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和增速都显著高于非外贸企业。近10年间，外贸企业和非外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由1995年的7.46万元/人和5.86万元/人提高到2005年的44.13万元/人和25.4万元/人。其中，外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9.45％，比非外贸企业高出3.66％，差距非常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际贸易领域竞争异常激烈，外贸企业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比较优势；二是外贸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可以直接获得外方的技术和人员支持，迅速提高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将会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进行化解，进而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竞争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3年美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是83986美元/人，日本是70234美元/人，韩国是34651美元/人，而我国5000户企业2003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26992美元/人。相形之下，国内劳动力成本绝对值低廉的优势在发达国家高劳动生产率之下遭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削减。
当然一个至关重要的好的迹象是，1995年以来，我国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1995～2005年的年均增速为20％，远远高于美国1995～2004年年均 5.8％的水平，并且继续保持着这种发展势头。
或许，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将以交互上升的双螺旋结构成为国内“劳动”这一经济要素在中短期的常态。
金融：价格开始走向真正的市场化
如果仅用一个关键词来涵盖2006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那就是——价格。
通常来说，在一个有效的市场内，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在于供求关系和内在价值，而2006年的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两个因素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
先来看货币市场，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人民币汇率单边上扬和抑制流动性泛滥。
由于2005年7月21日，我国历史性地放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管制。由于人民币币值事实上的低估，以及外资热钱纷纷流入，国内豪赌人民币升值，在双重压力下，人民币汇率2006年的走势基本上处于不断升值的势态。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汇率首次触及8的整数关口，并于2006年7月19日成功突破8，之后开始加速升值，到年底收在7.81附近，较汇改前累计升值近6%.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造成人民币单边升值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内部看，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是内因。从外部看，美国经济疲软导致美元加速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走向市场化，这从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国家（地区）货币的汇率升、贬互现中可见端倪。2006年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略有贬值，对日元略有升值，对港币升值明显，对英镑则在波动中贬值。而央行也根据市场的发展不断推出改革配套措施，以此促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不断深入完善。
在抑制备受争议的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上，央行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力度来回笼流动性货币。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在2006年连破15万亿元和16万亿元大关，外汇储备也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亿美元。由于过剩的流动性推动了银行快速放贷，促使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经济显露出过热的迹象。央行一方面在公开市场上加紧回笼流动性，另一方面不断使出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定向央票等紧缩手段，力图使流动性增长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央行首先把目光放在了改变银行与终端客户的交易价格上，先是于2006年4月27日宣布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然后在8月18日宣布次日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其次，央行又三箭齐发地在7月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8月1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11月1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其着眼点在于“釜底抽薪”，减少供给；第三，央行票据发行量创出36522.7亿元的新高，比去年增加30%，正回购达到19900亿元，全年净回笼货币达到7700亿元，均创出历史新高。
我们不由得回想起不到一个月前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创造的“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在国内货币市场上，显然有着“太多的钱”，然而货币市场上可交易的商品是太多还是太少呢？
当回溯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时候，话题显然要简单和轻松很多。
在内在价值上，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高速推进（截止2006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股票总市值已经占到整个市场的95%以上），中国股市的内在价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外在制度的遗留问题得到了消除，另一方面，全流通倒逼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走向完善。麦肯锡公司早前曾发表的一份投资者意向报告称，海外80%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对于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他们愿出更高的价钱。比如对英国的公司，同样的股票盈利和财务状况，但治理机构好的公司，投资者愿意以高出18%的价格购买其股票，在意大利这个溢价达到22%，在印尼达到27%.
在供求关系上，货币市场上传导过来的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泛滥的两大因素，导致国内外流入股市的资金前所未有的充沛。
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留给中国股市的只剩下一路飙升的惟一动作。其中，上海股市在2006年一共突破了15个整数位关口，上证综合指数收于2675.47点，全年上涨130.43%；深圳成本指数报收于6647.14点，年涨幅132.12%.
最能体现2006年中国股市价格玄机的莫过于那些超级大盘蓝筹股的走势。原本超级大盘蓝筹股庞大的体量大大减弱了其低市盈率的吸引力，但全新的资金供给格局彻底改变了类似的传统思维。2006年全年国内共新成立基金90只，首发总规模达到3947.31亿份。而在2001年到2005年的五年时间里，先后成立的165只开放式基金的首发总规模才为4067.77亿份。此外，沪深300指数做空机制的酝酿推出，在技术上大大增加了上述超级大盘蓝筹股的投机活性。因此，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国航、大秦铁路等超级大盘蓝筹股刚刚登陆沪深股市的时候，还不免些许风声鹤唳，然而往往蛰伏一段时间，即开始强劲的逼空上扬行情。
特别值得留下一笔的是，在沪深股市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向上狂奔的途中，整个市场再也看不到类似《人民日报》社论之类的调控之手跳出来横加干预。无论投机还是投资，市场力量第一次有了翻身作主的感觉，这才是国内金融市场真正走向市场化的标志。
环境：成本走高与服务业下滑VS.结构性阴影
2006年以来GDP增长远远超出预定的7.5%的年增长率，预计全年达到10.5%.在新一轮投资热潮下，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投资快马加鞭地高速扩张，从而给全年的环境问题蒙上了浓重的结构性阴影。
2006年12月28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坦承：“虽然第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已经开始下降，但完成2006年降耗4%以上的指标仍有难度。”
不只是能耗，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标志的“十一五”中的众多“绿色指标”在2006年都遭遇了出师不利的局面。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环境规划院已经提交相关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态势，“十一五”单位GDP能耗指标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下降10%的目标不可能完成。而近期水利部的专家也认为，2006年单位工业用水指标预期下降6%的指标“肯定完不成”，水利部的另一个“十一五”指标——农村饮用水计划完成指标也发生了问题。
由于环保指标绝大部分不能完成，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不得不进一步追加。有消息说，环保总局最近上报国务院的“十一五”国家环保规划，已经将原先“十一五”初稿的环保投入数字调高了20%以上，达到1.8万亿元～2万亿元。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年多前撰文指出，“如果说中国存在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特殊国情，那么这种国情的特点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倘不如此，‘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做支柱产业，希图通过这类产业的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以渐次走高的环境要素成本（水、电、煤、气、森林、土地等）遏制高耗能行业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业应该是现有环境压力下最优的选择。
然而，全国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5年的40.3%下降到2006年前三个季度的39.16%.与2006年需要达到的43%目标数字相去甚远。另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测算，目前每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以每年1%的比例在下降，预计2006年将达到38%，此后几年“还不知道降到何种程度”。
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界定，服务业从广义讲应包涵商业服务、餐饮服务、通信服务、建筑房地产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保险服务、旅游服务、物流运输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电讯服务、医疗健康服务、环境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服务及其他服务。这里既包括了传统服务业，也包括了现代服务业，是除农业产业和制造业、矿产业之外的一个包涵极为全面的产业。
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专家Diana.Farrell曾撰文《亚州服务业的四个误区》指出，“亚洲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更倾向于推动高科技行业、制造业出口，还有现在的服务业贸易。对他们来说，国内服务业留下的印象就是规模小、工资低的鞋摊或快餐点这样的小店。但此类工作并不是服务业的全部：国内服务业也包含了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大量行业，其中包括供电、运输、零售、建筑和电信，以及众多高技能、高工资的职位，如会计师、广告人员和影星等。”
而《首席财务官》杂志本期人物所报道的也是一个全新的服务业代表——如家快捷酒店。成立仅三年多，但如今市值已经接近100亿元人民币。而在如家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中国现有环境的破坏。类似百度、分众传媒和如家等不断上演的中国新型服务业资本奇迹，或许会给国内的环境政策制定者以新的启示。
无论如何，2006年的环境要素所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阴影，其中隐含的解题线索很可能是大幅增加企业环境破坏的成本与奖赏那些不破坏环境却能够带来大量就业与税收的服务业。
制度：规矩、和谐与效率
作为10大经济学原理之一的“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其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市场运行的所谓“外部性”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在两个月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较上年上升0.3％至95.6%；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上升4.1个百分点，表明中国价格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从近年来的数据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一直稳定在95%以上的水平，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达到了稳定。
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之上，再来回顾一年来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整体走势，就能看出一条清晰的主线。纵观2006年起国内实施的497部新法律法规和在这一年度进行修订的大量旧法律法规，笼统归类来讲，主要规范的方向在于：进一步理顺当今经济运行中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关系；大力消除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易于激发社会矛盾以及产业结构中的诸多不合谐因素；尽力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等三个主要方向。简而言之，就是规矩、和谐和效率三个关键词。
首先，在规矩的构建上，既有《物权法》破题、新《公司法》施行、新《证券法》实施等这样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还有《合伙企业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审计法》、《新会计准则》等一大批技术性的制度建设。其中，放松管制和引导良好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经济类制度规范中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尤为值得本土CFO阶层高度关注的方向性问题。
以新《公司法》为例，其主要的变化包括：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股东可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对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只需不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再来看和谐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的施行、建设部令第143号建设部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输配电成本核算办法（试行）》，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为准则与廉政规定》等三部规章的实施，这些制度规范的锋芒所指主要在于降低和消弭当前高速发展的经济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而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五部委联合颁布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出台显然预示了“和谐”的另一种解释。该《办法》根据当前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不平等交易现象，对零供交易中的强势方——零售商的行为作出了强制约束，适当保护了供应商的利益。显然，这类规范符合“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并旨在构建产业内的和谐关系。可以预见，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类似的技术性规范将在很多行业出现。
还有一个必须关注的和谐领域，是针对消除社会分配不公平和弱势人群保障方面的。比如，调高了税前扣除标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明确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和杂费的《义务教育法（2006修订）》、着眼于解决农民工欠薪等痼疾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及国务院令第456号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当然，学会如何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将是国内企业需要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否则日益推高的制度成本将使之得不偿失。此外还有部分关注健康的法规也可纳入和谐的范畴，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健康保险管理办法》、《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等。
第三，就是效率问题，主要是如何提高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问题。比如，《公务员法》的施行，将为日后的“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和“服务型政府”定下一个基调。再比如，《公证法》的出台也为公证制度这一重新出现在中国社会舞台20多年的老兵打开了新的空间，如今公证服务已经由服务民事领域为主向服务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各领域全面延伸，为社会提供急需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科技：从口号到激励
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国策已经提出多年，但由于缺乏具体的配套措施，而使之往往流于空洞的口号。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首次提出之后，2006年我国科技领域内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国家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技术和产品所给予重点倾斜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政策和物质激励。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其中提出了大量可量化的指标：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五位。而随着这一4万多字的《纲要》之后发布的配套政策，涉及八个方面，总计60条细则规定。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纲领性文件将在15年内为国家基础性研究和企业研发定下基调。
2006年7月23日，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启动了自主创新的试点工作，华为、中石化、钢铁研究总院等103家企业被确定为第一批试点企业。这些企业将在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创新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得到重点支持。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都在2%以上，其中日本、韩国和美国接近3%，以色列高达4.7%.日本和韩国分别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迅速完成了国家经济由要素推动型向创新推进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研究开发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中，发达国家获得的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占98%，人口仅占全球15%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
2006年8月5日，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科技论坛——“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及配套政策解读》。在这一论坛上，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发改委均派员发表了主题演讲，虽然除了“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这样具体的政策之外，暂时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配套细则，但这一积极的各部委协同动作显得意味深长。
另一方面，从2006年底由科技日报社组织评出的“2006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中，我们能看到，国内技术力量相对较强的领域主要还是集中在生物医药（家蚕基因芯片与表达图谱诞生、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口蹄疫基因工程疫苗、建成世界最大畜禽遗传资源体细胞库、我国科学家找到自由调控植物发育的“钥匙”、国产抗艾滋病药物疗效首选方案确定）、计算机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芯片龙芯2E通过验收）和高能物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发现新粒子、中国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领域。 比起上述科技成果的小团队突击模式而言，“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通车”这种超过10万人参与的大兵团高科技会战对于工商业的含金量显然要更高一些，毕竟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广布，工程十分艰巨。修建这样一条铁路，不仅是对我国综合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检验，也是对人类自身极限的挑战。
对于行将批准所在企业2007年研发费用预算的CFO们来讲，2006年度中国科技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要盯紧研发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除了企业战略之外，还要计算该研发项目的融资安排、税收筹划、资产折旧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问题。此外，就是大胆利用越来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保护好自己的技术成果，毕竟这年头连免费的卡拉ok都已经叫停了。
贸易：漂亮数字难掩结构困局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006年12月31日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200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超过1.75万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33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左右。这已是我国外贸高速发展的第五个年头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200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只有5096亿美元。200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将比2001年净增1.2万多亿美元，外贸规模五年来扩大2倍多。
从贸易地位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的排名，由2001年的第六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名，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有预测认为明年将上升到第二位。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五年前的3.9％增加到现在的7.5％以上。
就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本身而言，加入WTO所带来的益处已经表达得极为充分，然而其对中国经济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也扮演着一个“自我强化”并进行系统性放大的角色。
虽然从表3来看，在2004年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经超过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但如果考虑到在这两个行业中外资所占的比例，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转变的实际意义或许未必大于第一种转变，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形成我国自有的制造业核心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制造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误解，特别是混淆了加工和制造的概念，并进而派生出所谓的“中国创造”一词。我们不妨先看看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派恩斯总结出的传统意义上的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可互换的零件、专用的机器、以生产过程为中心、流水线生产、以低成本和低价格为目标、规模经济、专业化程度、以工作效率为中心、由专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制造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误解，特别是混淆了加工和制造的概念，并进而派生出所谓的“中国创造”一词。我们不妨先看看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派恩斯总结出的传统意义上的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可互换的零件、专用的机器、以生产过程为中心、流水线生产、以低成本和低价格为目标、规模经济、专业化程度、以工作效率为中心、由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分层组织机构（科学管理）和垂直集成等。
当对照以上标准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占据着高额贸易量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普遍存在的“血汗工厂”，能够体现出中国制造水平的工艺能力、设备能力、技工储备、组织能力等方面均乏善可陈。而真正代表着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的却往往被误认为是高新技术产业，比如电脑生产商联想、电池大王比亚迪等。每年大约1%～2%的研发支出已经足以显示了这些公司对自己制造业的定位，而且这些公司往往在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现场管理、生产工艺（如比亚迪自创的半自动生产线）、制造业信息化等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
与此同时，单纯依靠数量增长的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在中国快速扩大的产能面前，全球市场的容量都已经显得有限了，毕竟我国已有17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占据了国际市场相当大的份额，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的空间极为有限。比如鞋类已占国际市场60％～70%的份额，纺织品、玩具等一些大类产品从数量上看已经没有太大的增长空间，必须在提高质量、档次和效益上做文章。
此外，品牌困局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隐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份额达55%，这部分出口主要使用外方品牌，剩下45%的一般贸易出口中，又以订单贸易为主，大部分使用贴牌方式出口。这也说明，中国主要是在加工生产这一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分工，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等高端环节主要还控制在外方手中。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名牌数量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个别行业超过90%.而我国却鲜有世界级名牌。在2005年度《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有249个，法国有46个，日本有45个，而我国只有4个，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同时品牌价值也很低，中国自主品牌出口尚不足10%，全国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来说，与其向不着边际的“中国创造”方向发展，更不如向加强自有品牌建设、提高工艺水平上努力来得更为实际。
教育：公平性与功利性并存
除去前文涉及的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法》施行之外，2006年中国教育领域的主要关键词是“公平性”和“功利性”。《首席财务官》杂志之所以关注当下的教育问题，是因为按照管理大师德鲁克“创新的七个来源”之一的人口变化来看，国内教育的发展将决定着中短期的劳动力素质和市场消费行为的变化。换言之，关注教育就是关注工商业者未来的客户和雇员。
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国内教育领域的公平性却越来越难以保证。目前，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按法律规定应该达到4%，这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左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目前，中国内地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65%左右，全国2亿多中小学生中有1.5亿在农村。但本来就少的国家中小学教育经费，却只有不足40%投向了农村。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受教育年限的城乡差异。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三年；在15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
不仅城乡存在公平性差异，地区间的公平性差异也日益显著。由于中国义务教育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制度。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造成教育发展程度也出现了很大的地区差异，而且这种差距随着经济差距的拉大而继续拉大。
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995年到2002年，经济发达的东部三市（北京、天津、上海）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五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
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在中国现有的8500万名文盲半文盲中， 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甚至于在同一个城市，教育的公平性也越来越难以得到保证。根据最近一项对北京、重庆等10城市高中教育公平状况的调查显示：占人口不过10％的党政干部、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占去了被调查重点高中42％的名额，在北京市，这一比例更高达57％。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在一个中短期的时间范围内，这批走出学校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和消费者中的很多人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缺乏公平感、自卑、易挫败抑或愤世嫉俗的性格缺陷。
而功利性也是中国教育在短时间内难以抹去的灰色印记。
2006年2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五大观点来反对教育产业化问题。两年前，在同一块场地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已经强调：“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尽管如此，但从1998年由经济学者第一次提出的教育产业化所直接引发的后果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以高校扩招为标志的教育产业化，不仅在近几年释放出数量巨大的大学毕业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包括2006年内调查过的“大学生对母校的感情问题”、是否属于社会精英的自我认同问题、教育质量难以保证问题等等。
为此，教育部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放缓扩招比例，从10%～20%的比例降为每年扩招5%，并声称扩招比例降低并非“放缓”，而是“稳定规模，重在质量”。而且王旭明强调，中国的教育已经从“精英化高等教育过渡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在这样的时代特征背景下，整个社会人群的心态转变问题至关重要。
2006年内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当属《北京青年报》刊登的一篇关于教育部官员称“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报道引起全国激辩，其间所浓缩的心理百态值得长久深思，毕竟中国工商业未来的从业者和消费者就是迷失在功利性的定位之下的。
消费：日益关键的信心游戏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素有“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说法。但实际上，与近年来动辄增速超过GDP两三倍的投资过热、出口激增相比，消费的增长幅度似乎从未让政策制定者感到满意。
有资料显示，美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80%，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也高达75%以上。因而，居民消费价格（CPI）的每次公布都能让美国股市提心吊胆，却在近几年来从未让中国股市感到过刺激，因为这个数字不仅绝对值较低而且其变动范围往往都徘徊在1%～2%之间，以致投资者会产生一种麻木感。
受食品类价格上涨影响，2006年11月份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出现了大幅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9%，达到2006年2月份以来单月CPI涨幅最高值。其中食品价格大幅上涨3.7%，是非食品价格涨幅的3.7倍，成为推动年末CPI上涨的最大原因。从食品的八大类别上看，油脂价格上涨6.2%，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7.6%，鲜蛋价格上涨11.7%，价格均比10月涨幅迅猛攀升5个百分点以上。而粮食价格涨幅4.7%，也达到了2006年的历史高位。
针对此次在增产背景下的粮食涨价，官方意味深长地表示希望能惠及农民，更有评论认为是属于恢复性上涨。这表明，物价上涨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忧虑已经没有几年前那么强烈了。
与此对应的是，国家发改委和央行都于近日发出扩大消费的最强音。
2006年底，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报告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的情况时强调，当前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消费率较低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协调平稳发展的突出问题。
事隔数日之后，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也指出，扩大内需已成为2007年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显示，2007年国家将促进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合理调整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事实上，消费并不是一直就是三驾马车中最慢的一个。
以现价计算，1978～198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4.8%，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5.1%，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4.5%；1978～1989年投资率平均为35.7%，消费率为64.9%.这一时期消费增长速度快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出口需求数量很小，经济增长结构较为合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消费增速不断减慢。1990～2005年GDP年均增长15.7%，同期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均分别增长15.5%和17.5%，投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高于消费增长。
其中，加入WTO之后的这五年是投资率迅速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表现比较集中的时期。随着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投资增长开始加快。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3.4%，成为历史最高点；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5年的52.1%，成为历史最低点。净出口率为4.5%，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整体来看，1980～2000年我国消费贡献率一直高于投资贡献率10%～50%，2001年以后消费贡献率逐年下降，投资贡献率逐年提高，2001～2005年消费贡献率低于投资贡献率5%～30%.净出口贡献率由2001年的-0.4%迅速提高为2005年的16.9%，提高幅度为17.3%.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原因之外，还有可能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出口井喷的情况下发生了适应性调整。
当然，对启动消费保持乐观的观点也值得重视。中金公司在2006年内披露的《成长中的中国消费——中国居民消费总量和结构分析》报告认为，根据近10年来各国消费增长的状况和修订后中国的消费量及增速，保守估计中国可能在五到七年内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而在13到16年内会取代日本第二大居民消费国的地位。在这份报告中，中金通过对中国近期消费结构变化和韩国家庭1985年后消费行为的分析，预计在今后10年中，消费项目中增长最快的是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次是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增长较慢的是食品和居住费用（租金和水、电、燃料）。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消费贡献率逐波走低的现象，是与教育产业化、房地产市场化、医疗市场化等重大社会改革伴生的。因此，“消费是一个信心游戏”的经典说法将直接引出本文的最后一个经济要素——保障。
保障：从未如此重要过
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在解决了初级生理需求之后，安全需求即马上成为其关注的主要焦点。
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历年进行的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社会保障首次取代“下岗就业”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首要焦点，在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中则位居第四位；但目前社会保障落实情况不太理想，同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
“社会保障状况”一直是影响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06年影响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各因素中，该因素位居影响力的第四位。但城乡居民对现有社会保障状况的满意度并不高，在五级量表下评定为3.23分。
同时，目前不同群体实际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职员、企业白领群体及自由职业者这两类城市人群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评分分别为56.8分和58.2分，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最新出版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也认为2006年“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社会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这本蓝皮书首次披露了对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贫困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八种社会保障类型的调查结果：32.5％的受访城镇居民享受了其中的1～2项，享受了3～5项者比例为24.8％，36.2％的城镇居民表示对于这八类社会保障项目，一项都没有享受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在本次调查的15～65岁城镇居民中的覆盖率最高，达到49.6％；其次是社会统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39.9％；再次是社会统筹大病医疗保险，为28％。
在2006年内颁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2010年）》中明确提出，“到‘十一五’期末，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23亿人、3亿人、1.2亿人、1.4亿人和8000万人以上，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人数将逐步增长。”
与以上目标相比，更具震撼的是吴敬琏在2006年9月23日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上，提出“在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惊人论断。
“实现全民低保，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可以支持的。”吴敬琏认为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而全民低保作为其中的第一支柱，应该作为‘十一五’期间的约束性指标。”吴敬琏认为，中国已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起码在财政上已可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福利体系。
目前，社会保障尚未成为政府最大的、经常性的财政支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不足15％，排在世界后头。医疗保障支出在世界卫生组织190多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事实上，最近五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40％左右，如果把经济建设投资减少10％并投入到全民社会保障上，社会保障能力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十分显著。
事实上，这一颇具前卫色彩的观点并非不具备可行性。目前，浙江已经实现了所谓的“全民社保”。早在1998年，浙江省就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全省低保对象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率已达到92.5%和97.6%；全省280万被征地农民被纳入各类保障范围。同时，浙江省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目前，全省已有2800万农民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达71.3%.
而从国家财力上看，解决的方式也不乏可操作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在2006年底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资委坚决支持把部分国企收益转到社保基金，但“不太赞同直接划拨股权。”此外，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元旦快报，2006年中国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21.9%.或许，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旗帜下，解决全面社保的资金只需要拿出每年新增税收和国企分红的一部分即可大功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