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中国10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压力确实是越来越明显了。截至7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3%，7月份更高达5.6%，首次突破被认为是“严重通胀”标志的5%大关，为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新高，1-7月CPI累计上涨3.5%.上述数据一经发布，国内外为之哗然。
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全世界最高的大国，就根源而言，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鲜明的外部输入特征，这种外部输入特征首先体现为进口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和制成品净进口国的中国已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逐年高涨，1994-2006年间，从1157亿美元上升到7916亿美元，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14.23%提高到2006年的23.64%，提高幅度超过9个百分点；且初级产品进口比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两类，前者所占比重从6.43%提高到10.51%，后者所占比重从3.49%提高到11.24%.我国已经是铜矿、锰矿砂等多种资源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入国。在这种情况下，当主要原料、能源输出国和西方投机基金们在市场上翻云覆雨，推动主要原料、能源屡创新高之时，中国无论如何也无法幸免。
即使是某些中国本国产品，外部冲击因素也成为其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根源。在7月份CPI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类价格以15.4%的涨幅遥遥领先，涨幅第二位的居住类为4.4%.1-7月，食品价格上涨8.6%，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2.9个百分点，构成CPI的另外7个类别合计才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0.6个百分点，食品类价格堪称今年中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不错，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农产品价格高峰时期相比，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一定恢复性质，因为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自那个时期以来一直在较低水平运行。目前，我国三种粮食的收购价格平均为0.79元／斤，比1995年的0.73元仅仅提高了6分，涨幅8.2%.目前的小麦价格仍低于1996年，大豆价格低于2004年，猪肉价格虽然涨幅较大，但比1997年也只上涨了30%左右。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涨幅是在中国去年粮食丰收、今年夏粮单产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出现的。2004-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依次为9389亿斤、9680亿斤和9800亿斤，逐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达到11534万吨，增长1.3%，增产146万吨，为连续第4年丰收。之所以出现粮食产量与价格同步上涨这种似乎背离价格规律的现象，原因在于国际市场。去年世界粮食减产1.6%，其中谷物减产2.1%，小麦减产5.2%，粗粮减产1.1%；粮食需求则增长1%，导致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玉米等期货价格大幅度上涨，也吸引中国粮食出口上升，以至于今年出现了粮食净出口的现象。1-6月，中国谷物及谷物粉出口565万吨，比去年同期（346万吨）增长63.3%；出口金额11.259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6.1519亿美元）增长83.0%；进口谷物及谷物粉只有94万吨，比去年同期（201万吨）减少53.3%.在这种情况下，欲求中国食品价格不上涨，实在是难乎其难了。今年世界玉米、小麦价格都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咖啡和可可价格触及8年和4年的高点，全球粮食库存则位于30年来的最低水平，预计全年粮食消费量将达到16.80亿吨，比上年增长3.1%，预计粮食价格将继续坚挺。
进一步考察世界粮食需求增长的原因，正常的食用需求增长倒还不是主要原因，制造生物燃料的需求“异军突起”才是主要原因；而之所以要用本来是供人食用的粮食去制造燃料，主要又是为了满足汽车特别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汽车那饥渴的胃口。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从股市到房地产市场，中国资产价格全面、大幅度上涨，不可避免地要加大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直接加大了实质经济部门的经营成本，实质经济部门往往不得不努力转嫁由此增加的成本。
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已。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和资产，通货膨胀随之来临。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源于此前几年西方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日本银行的零利率以及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源于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外汇占款居高不下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居高不下，中国贸易顺差（在另一个方面就是美欧对华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而已。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由中国方面采取措施无济于事，需要美欧日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中国合理协作。
通货膨胀已经对我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上文所言，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特征，这种外部输入的通货膨胀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今年1-6月，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平均单价普遍上涨：棉纱线上涨3.6%，电视机上涨90.5%，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上涨34.7%，摩托车上涨10.6%，自行车上涨7.8%，汽车及其底盘上涨31.6%，……由于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今年可望跃居世界第二，多种制成品出口量居世界之冠，且出口还在快速增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必然要加大主要进口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输出通胀论”正在兴起。
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将恶化企业、居民预期的稳定性，一旦全社会形成了顽固的通货膨胀预期，那么，我们的经济生活秩序就要陷入混乱。在社会方面，通货膨胀从来就要由中低收入阶层承担较多的压力，当前通货膨胀以生活必需品为重心的特点使得这种压力分布的不对称性更加明显：今年7月，在构成CPI的8个类别中，食品类别同比上涨15.4%，居住类别同比上涨4.4%，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别上涨2.2%，烟酒及用品类别上涨1.8%，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类别上涨1.7%，其余如衣着、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均同比下降。尽管有人主张通过农产品涨价来增加农民收入，但我国的人地关系决定了目前如此众多的农民不可能依靠农业来实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目标，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依靠向非农产业转移。也正由于我国的人地关系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给我国国民类似美国的住房条件满足，如果再剥夺国民在饮食方面的消费满足，这将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考虑到通货膨胀，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将导致社会财富进一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恶化，治理通货膨胀势在必行。
治理通货膨胀是必要的，但又是困难的。如上文所述，为了从流动性过剩这个源头上根治通货膨胀，我们需要国际协作；但也正由于需要国际协作，所以我们还不能指望这次通货膨胀很快结束。虽然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共和党首席委员格拉斯利，越来越多的美国官方人士公开承认美国贸易逆差、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在于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才是矫正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失衡的治本之道，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进步，但需要实际行动来验证。而且，发达国家金融当局的某些行动没有减少流动性，反而在增加流动性。在近日的美国次级按揭信贷危机中，美、欧、日等国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日本银行的加息行动恐怕也因此要进一步推迟到猴年马月，中国人民银行则在随后又一次加息。看来，要在全世界缩减过多的流动性，从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美、欧、日欠了中国一个人情。
即使不考虑国际协作困难，仅就国内调控而言，难度也不可低估（这一点在对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调控中可见一斑），而且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直接管制食品价格并非最优策略，打击其中的操纵市场行为、提高工资、向贫困阶层和学生提供伙食补贴等，……这些措施更为可取。
对企业而言，通货膨胀压力正推动中国加快步入可能要持续多年的成本上升时期。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我国国内产业需要加快重新布局的节奏，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应该加快产业升级，一部分在当地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向成本相对低廉的北方、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地区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市场的扩大将进一步激励市场导向（即目的是占据移入地销售市场方）的产业转移。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通货膨胀也不例外。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总体而言就是好事，因为这表明1/4人口在国际分工收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改善了。拥有全球1/4人口的中国不能永远安居血汗工厂地位，不能永远安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只要中国能够在劳动生产率、流通渠道、自主技术进步等方面保持进步和优势，中国就无需担心部分低价商品订单转移。由于中国出口商品成本上升，部分原来在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订单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增加出口收入的机会，他们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能力也就随之增强了，中国企业需要认真准备抓住这样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