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健翔桥附近的一栋别墅办公楼，是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的驻地。刚刚从外地出差归来的保育钧，案头堆积了很多公务。找他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在为时不长的等候时间里，他已经送走了两拨客人。采访开始后，也时不时被访客和电话打断。保育钧是一个思路缜密的人，无论话头扯到哪儿，一回到采访话题，他都能把“上回书”顺利接上。
在任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保育钧就开始为民营经济代言。担纲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之后，更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奔走呼吁。在《反垄断法》获得全国人大通过、 “十七大”即将召开之前，保育钧针对“反行政垄断”、“国有资本重新布局”、“市场化改革”等问题接受了《新财经》记者的专访。
国家经济安全要搞“人民经济”，反垄断要反行政垄断
《新财经》：“非公经济36条”实施两年半以来，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始终被认为是隔着“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你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保育钧：最根本的障碍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像煤炭行业，原来是产能不到9万吨必须关闭，现在提高到20万吨，关闭的大部分是民企。煤炭生产安不安全，不在于规模，也不在于是不是民企，而在于规章制度。现在却形成了错误的理解。为了安全生产，就要把煤炭归为国有。这是形而上学，非常有害。
更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涉及国家安全，国有企业就要全部垄断，似乎垄断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新财经》：依你的看法，生产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与是否国有或垄断无关？
保育钧：国家经济安全不在于是不是垄断，垄断保障不了国家经济安全。因为垄断低效率，落后，还滋生腐败。当年前苏联、东欧90％都是国有企业，还是垮了；反观欧洲和美国，国有经济可能只有1％，最多10％，这1％、10％却在继续发展，所以，用垄断来维护国家安全是不成立的。要真正的经济安全，就必须有竞争，逼着大家去创新，去提高效率。
《新财经》：就是说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用竞争来推动创新？
保育钧：现在很多人认为国家经济安全要借助垄断，好像在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在民企手里就不安全，在国家手里才安全。
革命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怎么办呢？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一致，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什么都干，发动人民战争。现在我们经济落后，工业化还没完成，怎么办？就是要号召大众创新，搞人民经济。为什么到了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家都参与进来，一同创新，只能是保障国家安全。
所以，这种看法（垄断才安全）事实上是反人民的。党从来没有怕老百姓的道理。过去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到处打起来了，没有让战争私有化，没有说让正规军自己打仗去。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不仅国有经济是执政基础，私有经济也是执政基础。共产党靠老百姓夺取政权，掌权之后也应该靠老百姓来巩固政权，这个观念没有变。
《新财经》：为什么这种错误的、有害的思想意识能站得住脚，而且好像还很有市场呢？
保育钧：这是因为有既得利益集团存在。
现在，垄断行业仅800万就业人口，每年的工资收入占全国职工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垄断行业能获得巨额利润，是因为资源几乎都是无偿占有。中国电信占用的空中频道拿钱吗？不。石油行业过去采油并不付费，现在也只交纳极少的费用，而且它们的利润不向国家分红。全民财产为什么不列入全民预算呢？垄断集团是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来蒙人。所以，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就是要打破垄断。
《新财经》：《反垄断法》已经获得通过，将于明年8月1日正式施行，这能真正打破垄断吗？
保育钧：中国的情况是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企业大寡头垄断。国外是通过自由竞争，大鱼吃小鱼，最后形成几个大寡头，人家反的是这个垄断。而中国是行政权力无偿占有资源，还排斥民间资本进入，这个垄断最可怕。所以，我们的《反垄断法》应该把反行政垄断作为核心。现在，垄断集团坚决反对反行政垄断。它们借口这是中国特色，试图掩盖它们的既得利益。
《反垄断法》第一是要把反行政垄断写进去，第二是要明确由谁来执行，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让垄断部门自己来执行是不可行的。至于让谁来执行，现在还争论不清。将来国家应该有一个专门反行政垄断的机构，比如成立国家公平竞争局。谁反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乱了套，没成效。
政府职能要转变，国有资本要重新布局
《新财经》：在方针政策层面上，我国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有什么理论支撑？
保育钧：主要是两个理论。第一个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解决了民营经济的合法性问题。初级阶段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合格，决定了生产力的多层次，所以要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当时的表述是“私有经济是国有企业的补充”，这就解决了合法性问题。第二个理论是邓小平南巡以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在民营经济要求平等竞争。为什么平等不了，就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这就涉及政府权力的问题。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但现在实际上是权力在配置资源。
《新财经》：为什么权力总是难以退出市场？权力配置资源有什么不好？
保育钧：现在政府一方面在创造环境，一方面在参与竞争，“看得见的手”闲不住。各地都是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权力可以推动经济很快发展起来，这是官方经济的优势。
但是，权力配置资源也是当前腐败的根源。现在，公开跳出来反民营经济的人往往看到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每一个贪官背后总有几个民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权力在配置资源啊。民营企业要土地，要搞房地产，从头到尾盖一百多个公章，不跟政府搞好关系行吗？另外，民营企业缺资金，不跟政府搞好关系行吗？
所以，现在一半是市场，一半是权力，最容易滋生腐败。当权的人希望维持这个局面。退回去，他的既得利益没了；往前走，既得利益也没了。正因为这样，过渡时期才最危险，这段时间耗得越长，中国损失越大。
《新财经》：那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哪儿？
保育钧：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要靠政府转变职能，权力逐步退出市场。当前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场取向，公共权力去搞公共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环境。
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宏观调控、制定规则、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现在各级政府却是忙着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应该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利用税率、利率、汇率这三个杠杆，而我们现在还是主要靠行政手段。道理很简单，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宏观调控就是中央调控地方，给地方政府发文件，以行政手段对行政手段。当然，现在开始逐步学会利用经济手段了。
下一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把市场经济贯彻到底。政府要退出资源配置，转向公共服务。
《新财经》：政府职能转变了，垄断行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是否也能有所改善呢？
保育钧：将来，政府退到市场以外，公共权力创造公共服务，这当然会涉及到国有资本的布局问题。国有资本应该关注公共政策的执行，在教育、医疗这些领域占主导，而不是占据几个暴利行业，与民争利。
民营企业的贡献不可低估，但实力不可高估。现在民营企业销售额在100亿元以上的才几十家；500多万家民营企业，平均起来一家注册资本才100多万元。159家央企，规模很大，占有资源很有利，这几年利润丰厚。这是因为成本低，资源无偿占有，而且是垄断的，不让别人进来。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幅上升不是好事，这说明超额利润来自垄断。
国有企业本来应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撑，现在却通过打压别人来获利，这很不正常。国有资本应该用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政府要干什么事情，赔钱的买卖国有企业都得干。现在它们却是哪个赚钱干哪个，这是不对的，要给国有资本重新定位。但解决这个问题却碰到两个障碍，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
《新财经》：“十七大”临近，您期望“十七大”能给民营经济带来哪些政策暖风呢？
保育钧：寄希望于“十七大”是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党代都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促进。“十二大”解决了个体户问题：“十三大”解决了私营经济合法性的问题：“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市场环境：“十五大”提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要管一百年，还把非公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十六大”有了重大突破，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七大”要继续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我现在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的各类市场主体，一律一视同仁，平等竞争。我希望“十七大”能为产权明晰的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在这方面如果能跨出一大步，就很有希望了。
《新财经》：那么，具体要怎么做才能达到你所提的这个要求？
保育钧：那就寄希望于“十七大”坚持市场取向，继续改革，敢于触动既得利益，敢于限制政府权力，促进政府权力公开化和透明化。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立法要讲民主、讲科学。立法管谁，就要听谁的意见，不能几个主管部门闭门造车，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扩权。这叫立法走私，这样形成的法是恶法，比没法还可怕。
现在寄希望于“十七大”，就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坚定不移地朝着小康目标努力。
“十七大”要在市场改革方面再迈出一大步。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让市场配置各类资源，让权力去搞公共服务，立法坚持民主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