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70年代的人，是一个如今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或者将要成为这个社会中流砥柱的群体。相比较60年代的兄姐，他们对新生事物更加敏锐；相比较80年代的弟妹，他们身上中国传统的印记更加鲜明。他们的童年，虽然也曾动荡，但那种动荡更加模糊，而不刻骨铭心；他们的少年时代，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富足，但却没有高楼大厦里防盗门的阻隔而充满集体游戏的乐趣。尽管这种乐趣在如今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少得可怜，但它依然散发着手足交错的温暖和实在；他们的青春时代，充满太多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是国门初开时外来文化的洗礼，更多的是来自他们自身。他们的眼睛、耳朵、还有逐渐丰满的身体，都承受着这个古老国度焕发青春光彩时所经历的一系列阵痛和欣喜。他们需要努力去适应、在他们心智逐渐成长的过程里，时间的风浪也把他们冲上波峰，卷入谷底。”
以上是生于1972年的著名主持人林海在《生于70年代》一书的总序中所写下的一段颇有点回忆录意味的文字。而这本2005年8月一出版就风靡一时的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热门的炒股书，只是一大堆碎片的集成，从动画片到电影、电视剧、食物、衣服、教育等不一而足。这恰恰验证了某个对70年代生人的著名论断——还未长大就先怀旧。
然而，从商业的逻辑来讲，对某个人口构成进行结构性分析很可能是必要的，就像美国学者们曾经纷纷研究“X一代”一样，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也把人口的变动列入创新的七个来源。
从《首席财务官》自创办以来的几百次采访经验来看，尽管生于60年代的CFO仍然占据着这个阶层最顶端的主流部分（大多是传统大型国营企业的CFO），但生于70年代的CFO已经从凤毛麟角开始屡见不鲜，并在快速消费品行业、高科技企业和新型服务业中大展拳脚，而这些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与出口拉动向投资与内需平衡发展的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社会变革的洪流与无情向前的时间步伐，推动着生于70年代的CFO逐渐登上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的主流舞台，那里有基于全球视野的资本运营、基于信息技术的财务运作和基于投资人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
接下来是否像征服埃及的凯撒返回罗马元老院所说的“我来了，我看了，我赢了”那样呢？
2004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了一场“中国企业领袖论坛”，主题是 “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话”，意在老一代企业家和新一代企业家进行一次思想碰撞。论坛开始时主办方才发现到场的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与老一代企业家相比，“分量明显不够”，为此，不得不临时修改议题。
三年后的今天情况巨变：2004年初正式被任命为伊利集团董事长的潘刚，1970年出生，的他已经以其骄人的业绩重振因郑俊怀事件一度停滞的伊利品牌；2003年刚刚从软银获得4000万美元风险投资的陈天桥，1973年出生，已经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巨擘；2004年因连续几年公布中国富豪榜而备受争议的胡润， 1970年出生，其主持的“胡润百富”如今已经被公认为追踪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变化的权威机构；2004年在专业网站领域崭露头角的孙德良，1972年出生，其创办的网盛科技于2006年12月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其本人一举跻身大陆巨富行列。
事实上，一直被视为技术官僚的CFO要比“70后”企业家的涌现要稍早一些，毕竟两者的事业路径完全不同。通常，社会对“70后”给出的结论是：在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中庸者，在目前的社会中扮演“改良派”的角色。而恰恰国内经济30年来的改革路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良方式，这使得“70后”CFO在财税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和加入WTO等以渐变方式登场的本土商业规则改变中显得尤为适应。
职业选择 ：不再从一而终
今年34岁的沃尔沃卡车业务总部财务部总监刘光伟对1996年毕业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虽然上一届的师兄就已基本没有分配，但是仍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面对日本第一圈业银行北京办事处和中信事业银行总行的两支橄榄枝，刘光伟以中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也都刚刚起步为由选择了日本第一圈业银行。
刘光伟在日本第一圈业银行主要负责信贷业务。三年后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第一圈业银行发展停滞，刘光伟选择在公司与其他银行合并前离开，在很偶然的机会，进入财会领域。专业对口的意识，使刘光伟不停的徘徊于金融与财会之间。2001年刘光伟以财务经理的职位进入一家外资快速消费品公司。“如果说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就应该是这一次。”这时职业历程已经发展五年的刘光伟还没有确定职业方向。当时的金融业已经进入很火爆的时期，金融业高门槛的现实和曾在金融业内的体会与感受，使刘光伟更加严肃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和方向。考虑到重新建立自己在金融领域的信心和足以跨越门槛的资历与教育经历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刘光伟决定选择财会领域，事实证明这次选择非常成功。
“真正融入这个领域时，才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刘光伟坦言。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车宏生教授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代人经历的生活是前几代人无法想像的，社会在带来巨大变迁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以前五六十年代的人根本没有想过工作是可以选择的，而“70后”却恰恰赶上了这个时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
而所谓“选择”的方式大多是跳槽。采访中，所有采访对象一致的观点是：每一次跳槽就是一次转折。跳槽——“70后”是跳槽的发明者，前无古人，虽然“80后”是跳槽的积极扩大者，但是其含义绝对不同，因为“70后”都将跳槽作为一个跳板，几乎每一次跳槽都是一个转折点。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跳槽优化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合适的企业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即便对于跳槽者离开的企业而言），而跳槽者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施展空间。因此，我们在采访中可以看到很多生于60年代的CFO一直在系统内升迁，但却鲜见从一而终的“70后”CFO，正是后者把“跳槽”变成了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中性词。
正在刘光伟毕业后第一次面临择业困惑的时候，空中网现任CFO孙含晖已成功从国企脱身进入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与刘光伟相比，9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更多的还是国家分配工作。1993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孙含晖被分配到中石化对外合作部，成为英语翻译，专业对口意识不是很明显的孙含晖不仅没有厌恶这份工作，反而为能够接触一些很正式的商务谈判和宏观层面工作，进而获得一个全局性思维和战略性思维的概念而感到庆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叛逆精神”。在中石化的第二年，等把这些东西都熟悉了之后，孙含晖开始积极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在申请部门调换遭到拒绝之后，毅然提出了辞职。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含晖顺利进入毕马威审计领域。在叙述这段经历时，孙含晖最喜欢用的就是“偶然”。“我觉得从中石化辞职进入毕马威本身就是比较偶然的因素，这个偶然因素背后是那个年代一旦从国有企业辞职，想再进入另外一家国有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人员调换只是一个调动，国有企业很少有社会招聘，如果一旦从国有企业辞职，其他的出路只有外企，那是一个被迫的选择。”但正是这个被迫的选择，使得孙含晖从此进入了财会领域。
相比刘光伟和孙含晖的犹豫，金山软件现任CFO王东晖则是快刀斩乱麻。1992年从天津工业大学服装工程管理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家国企，一个月之后，王东晖就果断离职进入一家民企。王东晖是一个比较“独立和激进”的人，充满了叛逆精神，高考后凭借自己的爱好报考了大学时的专业，1994年，由于留学的风潮和自己的西化思想，毅然决定出国，“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选择，但是关键的就那么几次，做出选择的同时必定失去某些东西。现在的决策我不认为是100%对的，当时如果选择去投行，现在至少也是个董事总经理的职位。另外的一个机会就是，1997年在澳大利亚读完MBA回国的时候我已经拿到澳大利亚的绿卡了。如果当年不选择从国企辞职，不选择出国，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比尔。盖茨在谈到他的成功经验之时说：“我的成功在于我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还是两个字——‘选择’。”
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现ACCA资深培训师党红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的教育收费制度，加速了大学生的自主择业进程。“70后”大学生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双向择业。从90年代初，中国已经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分配，而是一种介于分配与自主择业状态的双向择业。对许多人来讲向左还是向右是个问题。
车宏生认为这一时期，人们自我追求的意识渐浓。从本社采访历程中发现，“70后”进入财会领域的非专业背景人的士的比例较之“60后”大幅上升。
生于1977年的凯瑞集团中国区财务总监欧阳夏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化工设计研究所报到，但是欧阳夏却没有去。没报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计划要出国留学，其二是并不对具体的工程工作感兴趣。欧阳夏选择了外企，同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国内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积累然后再出去读书，“所以这第一份工并不意味着职业方向的确认。因为读的是理科，所以会选工程类的专业。大学的专业是化工机械与过程。从大学毕业后一直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想往财务管理的方向发展。但原先的学习背景会对此有所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意识的用不同方法去明确自己到底适合哪个方向。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去寻找能顺利实现职业变化的途径。”
与其他人稍微不太相同的是湖南电广传媒节目分公司的财务总监张杰，现在他对自己当初进入会计事务所的选择感到有些后悔。1993年22岁的张杰从中国人民大学审计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辰集团。1997年北辰集团在香港上市，由于和会计事务所的交往，而且当时会计行业刚刚兴起，张杰十分向往会计师事务所。1998年张杰如愿以偿的从北辰集团跳到中华会计事务所。张杰用“错误”形容这个选择，当时因为这个选择张杰放弃了出国和进入外企的机会。
不过，众多接受采访的“70后”CFO都纷纷表示，跳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为此做出了相当长的等待和坚守。
新华财经媒体下属子公司远景东方财务经理刘震无疑是所有采访对象中的例外。1988年在父母的执意下刘震报考了中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做市场。这七年对刘震来讲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间不仅自学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而且自学了新会计准则。在执着的梦想下，刘震南下广东进入美的，开始自己的财会生涯。由于大学英语和会计电算化的短板，刘震经历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大挫折。经过恶补之后，刘震坚持考过了CPA，并进入湖南本地的一家会计事务所。两年的磨练之后，刘震来到北京进入现在的公司，并从最低的职位一直做到现在。“我的整个职业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坚持的过程。”目前正在中国社科院读MBA的刘震还没有到达自己的最终梦想，“目前仍在财务管理的局限上，虽然历经了上市，但是我还有更深的目标，我想要在资本市场舞动得更精彩。”
“我有时候讲这个故事教育比我年轻的人”，孙含晖当时做出跳槽的决定也是破釜沉舟，“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正好是夏天，没有钱无所谓，弄一床棉被在北京的大街上夏天能过得去，我当时交辞职书的时候腿都发软了。”
“70后”在中国创造了跳槽的概念，但是他们对跳槽的态度依然保守。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表达了尽量不要频繁跳槽的忠告。他们的建议是，每次跳槽都要有相对明确的目标，无论是职位的提升还是职责范围的扩展。
工龄≤资本市场年龄
按照正常的教育年限推算，1991年、1992年应该是第一批“70后”CFO大学毕业的时间，而他们的职场起点恰好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时间高度重合。这使得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看似琐碎的财务工作更具价值的延伸方向。
比如，金磊最终成为中国最早的外资投资银行财务总监的原动力就来自于其与资本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说来有趣，1992年即将从厦门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金磊得到一个买认购证的机会。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兴起，南方出现一股买认购证的热潮。金磊与同学一起排队买认购证，“小赚了一把”，挣了2000多块钱。这是金磊从资本市场掘得的第一桶金，并由此对整个职业生涯造成了影响，成为促使他1994年从浙江粮油储运公司辞职来到上海并最终进入中创的原动力。
“我当时的目标很清晰，从国企到私企到四大再到外企，最终能够更深层次的接触资本市场的神经系统。从国企辞职来到上海和后来从私企进入安永是我实现目标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安永工作期间，由于大量接触各种行业的跨国公司，熟悉其财务系统和管理方式，使得金磊建立起了对整个财务管理的概念，这也为金磊进入目前的公司奠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在目前的工作中，金磊的工作集中在财务管理和帮助公司及客户资本运作两个方面。中创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投行，也是比较少的几个将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外资投行之一，而金磊作为外资总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更是凤毛麟角。这可能离金磊接触资本市场神经系统的最终目标相差不是甚远了。“如果遇到比较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自己也做直接投资。我曾经比较深入地介入到一起并购交易中。”在金磊任职的三年中，中创无论是业务还是财务系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中创的客户中有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霍尼威尔，三菱，达能等。
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的独特经历，使得很多“70后”CFO更愿意扮演上市操盘手的角色。
王东晖直言：“我来金山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把这家公司做上市，尤其是通过我的工作层面来驱动这个流程。”
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金山为上市做了八年努力。2005年2月王东晖加盟金山，当时公司决定在纳斯达克上市，王东晖感觉公司还不够成熟，就极力与CEO雷军沟通，并一起向董事会建议放弃纳斯达克，最终公司吸取了王东晖的建议。后来网游行业突遇瓶颈，公司急需业务调整，游戏从收费模式变成了免费模式，业绩明显下滑，这时王东晖建议雷军要给公司融资。此时融资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公司不上市但是还要能在市场上保留新鲜感；第二个是让员工得到一个市场的价值，有认可感。
王东晖坦言，当初来金山时最担心的并不是金山的数字有多乱，而是金山的管理层是不是正直诚实的人，也就是会不会因为上市IPO而做假账，“很欣慰的是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都是很正直的人，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
“现在市场有两个趋势，一是全球化，二是投资人已经全球化。我们在路演的时候无论是在香港、新加坡还是欧洲，那些投资人对报表都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值，如果做不好这些的话，他们会认为CFO有问题，随之公司便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是在香港上市，所以我们不要求有季报，但是相比较我们的那些竞争对手，因为他们都做季报，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自发的要求，而且我也向董事会强烈推荐，那就是我们要做季报，因为如果不做季报，市场就无法及时看到公司的进步。我觉得财报是一个和投资人，股东或者是VC沟通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人都是有倾向性的，如果不会交流的话，投资人不会对你这个公司有很深的了解，如果在财务报表中做一些手脚的话最终伤害的是公司。”
今年三月份，国投中鲁果汁获得2006年度中国A股上市最佳投资者关系管理100强，对于一个刚刚上市三年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来讲，能够获此殊荣着实不易。事实上，这一结果和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杨江权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杨江权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电力部动力经济中心负责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主要是做财务分析和经济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杨江权熟悉了许多国际性的评价体系。后来又分别在西南证券以及投资公司任职多年，且有四年自己创建投资公司的经验。虽然“自己刚来公司的时候公司没有一家机构投资者”，但这个当时刚刚32岁的年轻人还是迅速改变了局面，“公司需要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当然需要充分沟通，但是没有必要刻意去找。”
已经从CFO转型到投资人的红杉投资副总裁徐峥表示，中国目前CFO所缺的一点就是与投资者的沟通。在徐峥经手的沈阳三生美国上市的案例中，对方的CFO是一个财务基础和财务管理极强的人，但是缺乏必要的沟通能力。沈阳三生在美国上市后，股价曾一度下跌，没有人认购，徐峥当时建议沈阳三生的CFO“要去与投资者沟通，要去路演，‘酒香也怕巷子深，’要让投资者知道并认同公司的价值。”
职场规划 ：目标明确&雄心勃勃
由于教育过程的逐渐开明，以及相对宽松和鼓励自我表现的成长环境氛围中，“70后”一代很少会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再是他们的座右铭，取而代之的是“有为者亦若是”和“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
相信自己是“锥处囊中”的“70后”CFO们，很多在踏入职场之前就开始了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和路径选择，在此之后，老板的知遇之恩和恰到好处的实务训练，就成了“70后”CFO职场转折的必然机遇。这也验证了车宏生教授对“70后”的成功路径的看法——“应该是‘自我实现’和‘职业规划’的双重契合。”
1994年，正当金磊按照自己的目标从国企辞职进军上海的时候，新华信现任财务总监孙家琪才刚刚从天津财经学院国际会计专业毕业。由于专业的原因，孙家琪的目标一直就是进入外企接触他们先进的管理和制度。第一份工作是在惠而浦雪花公司，在这家合资企业里的第一个新加坡老板成了影响孙家琪整个职业生涯的重要人物。“他会给你很大压力，但是同时你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使我的职业生涯浓缩了，起码节省了五年的时间。此外他的管理风格比较人性化，非常善于做宏观层面的事情。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财务部门不能只看眼前的账目和纸面的东西，还要跟其他业务部门沟通交流，协调制订一个内部制度，不能仅仅从财务部门的角度出发，还要从业务部门的角度，具体考虑到可操作性、认可度及好的执行效果。这些对我收益匪浅。”
孙家琪所经历的工作单位很多，但他认为在达能集团期间真正学到了奠基自己事业的东西。孙家琪1998年加入达能集团，当时达能正是一家正在迅速发展的公司，在全国有十几家合资企业。达能亚太区当时有一个“高级管理受训人”计划，号称达能的“黄埔军校”，这种人才储备是公司得以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给了在外企中想要有更大发展的人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培训和统一调拨，年轻的管理层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得在公司各方面的锻炼，对公司和个人都非常有益，这使孙家琪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我到每一家公司，都会抓紧一切时机，为自己的队伍带来培训，或者为他们争取培训的机会，达能的培训，就类似于现在的EMBA.”同时在达能，孙家琪的职位首次超越财务总监助理成为成本控制经理，第一次带自己的队伍，从那时候起孙家琪将目标锁定在CFO这个职位上。
而刘光伟非常感谢的一个人就是那家外资快速消费品公司中国区的高级财务经理。“他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正是因为他给了我机会，才使我最终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刘光伟刚到这家公司时，由于财务经理更换得比较频繁，财务系统没有达到较理想的水平，资产负债本上科目余额的组成很不清楚。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刘光伟开始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但作为直属上下级关系的高级财务经理在这方面及时给予了很多指导，“无论是在管理方法还是具体工作的产出方面，对我能够顺利地沿着轨道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70后”CFO在机会面前的当仁不让和目标设定时的野心勃勃，也让我们相信，这一代CFO将是更激进和更进取的一代。
现任亚信科技首席财务官朱雅莲称自己是一个喜欢规划和计划的人。从选择做会计行业就为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合伙人，一个就是做CFO.无论是做合伙人还是CFO，四大都是最锻炼人的地方。在香港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做了一年之后，朱雅莲决定去新加坡独立发展。在安永（新加坡）工作的五年时间里，朱雅莲的职位一步步升迁到总监级别，负责为新加坡去美国上市的公司做审计。“当时我渐渐感觉到新加坡市场比较小，发展空间有限，而中国大陆的形势越来越好，有许多中国的公司要到美国去上市，于是我决定回国发展，因此直接转进了安永在北京的中国区总部。”到底是合伙人还是CFO？这时朱雅莲的具体目标还是没有确定。这时离合伙人的目标也仅一步之遥，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三年，朱雅莲就可以顺利成为合伙人了。但周围同事的纷纷跳槽给了朱雅莲很大的启示，“做审计，是在数字结束之后再去进行的一个工作，过去的工作就将成为历史，而在企业中CFO的工作是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面对的是将来，可能我是一个更喜欢面对未来的人，”朱雅莲终于决定将目标定位在CFO上。
朱雅莲第一次到亚信科技面试时，当时的面试官就是号称“亚洲第一CFO”的韩颖，韩颖问朱雅莲的职业目标，性格直爽的朱雅莲毫不避讳说是美国上市公司的CFO.当时朱雅莲应聘的职位是投资者关系总监，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朱雅莲最终成为韩颖退休后的继任者。
无独有偶，高中毕业时因成绩优秀直接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辉，理想也早早确定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上市公司CFO.
吴辉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搜狐做市场，当时边工作边攻读MBA的吴辉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财务，随后即取得了英国贝斯大学会计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在读MBA期间，吴辉发现了自己对数字很敏感的优势，以及对外沟通的优势，而财务管理可以很好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比较符合我的个性和学习背景，所以最终选择了做财务工作。”
在英国毕业后，吴辉回国后进入了戴尔中国公司，前期在做成本控制，后期是做财务预算和规划。连续几年被评为全球最佳财务管理公司的戴尔公司，其财务的强项是成本控制和运作的频率和效率。在戴尔，吴辉接受了系统化的培训和工作历练，包括在财务核算领域中比较难的核算成本部分。
等到去联想担任集团财务总监时，吴辉的财务基本功已经得到很大完善，而且财务核算已经成为自己的优势。“主持集团的财务预算与分析工作，每月为总裁做经营分析对我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让我深切体会到如何做好与业务伙伴之间的关系，知道了业务的管理者真正需要的东西。”2001~2004年期间，联想引进麦肯锡主导规划集团工作，其中财务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吴辉是财务组的主要协调人，“这几年收获巨大，让我拥有了战略规划的视角，锻炼了战略规划的能力，是极其珍贵的经历。”
“最终选择从联想进入慧聪，就是一种为了实现的选择。”吴辉表示。
工作作风 ：快速、硬朗、人性、外向
在采访中，“70后”CFO在形容自己与CEO的关系时，都倾向于用业务伙伴来描述。实际上，业务伙伴的地位并不存在于某个程序权力的改变，而是“70后”CFO们在处理业务时所展现的效率和创造性所赢得的。因而，“70后”CFO偏于快速和硬朗的做事风格也深受很多企业老板的赏识。
吴辉来到慧聪网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升财务体系的效率。来到慧聪三个月的时间里，吴辉就把财务报表的时间压缩了七天。随后，吴辉启动财务部转型工作，把财务部整合为财务管理部和财务会计部，原有慧聪财务部的职能由财务会计部来完成，财务管理部则着重于经营分析、决策支持和业务伙伴方面。由此财务体系可以给公司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毕业于重庆大学国际会计专业的杨江权在2005年通过竞聘来到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司。针对原来各分支公司各自为政、资金不统管，公司每周末账上都有上千万元资金闲置的情况，杨江权首先加大了对整个集团资金的管理，目前公司账上的闲置资金已不超过2万元；而在付款方面，由原来的每周付一次改成每周付两次。这两项变化使中鲁果汁每年节省上千万元的资金。相应风险也随着资金量的减少而变小，使之更加容易控制。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像国投中鲁这样全部外向型的企业，虽然对从根本上完全规避汇率风险无能为力，但杨江权还是以敏锐的预见力，见缝插针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来尽可能争取最大的利益。比如，杨江权赶在2005年5月就将500万美元做了有机结合汇率，今年杨江权又继续追加3000万美元，把今年年底的汇率锁定到7.5.此外，国投中鲁过去的所有订单全都是美元，为了把汇率风险进一步释放，杨江权坚决地把相当一部分的订单变成了欧元和日元。
相比于杨江权在传统行业对企业资源优化和全球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创新，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王东晖则选择了相对传统的预算环节来入手改造金山的财务体系。王东晖坚信，一家公司如果预算有问题，这家公司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王东晖来到金山以后，把整个公司的预算都给集中起来，在最极端的时候，为了控制预算，王东晖甚至组建了一个四个人的团队专门做这些数据，“把我规定的一些指标放进去，开始真正的把运营和报表联系起来，金山真正经得起推敲的预算我觉得应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包括公司运营报表，国内的报表，用户系统的报表，国际报表，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让公司能得到第一手的业务运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我们的预算也做的越来越准确，去年做的预算比实际运作仅仅多5%.”
在《首席财务官》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70后”CFO对自身的职位和职权有着完全不同的新理解。比如更加依赖团队作战，并开始从传统的财务管理向营销、生产等外部环节施加影响力。
目前针对中国猎头公司对人才的挖角，如何保持团队的凝聚力和控制团队员工的流动，已经成为朱雅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挑战。“一个骨干成员离开后留下三四个月的空白，对整个团队甚至整个公司的影响都非常大，”朱雅莲表示，“团队的成员并不仅仅是你的下属，他们还是和你并肩作战的同伴，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好的想法都和他们一起得出来的。”无论是亚信的前任CFO韩颖还是在安永时的上级都对朱雅莲说过，“你一定要对你的团队好，保持好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是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而杨江权到了公司之后，重点抓的另外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树立决策体系。国投中鲁是一家生产型企业，过去生产只以产量为主，公司生产的目的就是抓产量，因为公司的产品销量比较好，即使不用促销也卖得不错。但是只抓产量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有时候即使赔本也在做，这充分体现了公司财务分析、财务决策对生产和公司经营的指导不够。“作为财务总监必须把利润作为考核的重点，要帮分公司建立利润分析中心，工厂就像生产中心，而真正的利润决策中心在总部，总部的重要任务就是控制整个中心的财务运作体系。”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杨江权对采购行为和生产行为进行控制，把不赚钱的部分砍掉。
采访中我们发现，“70后”CFO对业务的介入时机越来越早，介入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比如丽珠集团的安宁最近一年来，参加的内部会议90%都是业务方面的，营销方面的最多，而真正财务上的会议已经很少了。在安宁看来，虽然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在出发点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最终都追求同一个结果，那就是公司业绩的不断提升。对同一件事情，财务看到的往往多是风险，业务看到的更多的是机会，这些显示出CFO提前介入业务决策的重要性。刘光伟认为，“就像挖渠道，在还没有开工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业务部门同事方向，不要等到已经快结束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这条路不行。”
性格特质 ：大冲击下的传统
弗洛伊德说过，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
这些出生在70年代相对平稳的年代的人，对童年时的社会环境、家庭和学校教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70后”这一代基本上都有兄弟姐妹，相应地家庭观念都比较重。比如，王东晖西化的外表下其实极富传统观念。当时从澳大利亚回国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的一个电话，要求并且希望他回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然我很西化，但我骨子里还是传统的”。刘光伟毕业之后没有留在上海，而是选择回到北京，原因就是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在北京。当我们问起他的爱好时，他不经意间说出有空的时候就是陪陪母亲。孙含晖离开马士基的原因也很纯粹，就是因为出差太多，那个时候刚刚有孩子的孙含晖不希望经常出差，“我真的为家庭放弃很多东西。”
车宏生认为每一个时期的价值观和社会环境，都会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历史里经过的每件事情都会或多或少地染上某些色彩，对整个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少年时期的价值观带给他们传统的一面，同时改革开放、商业文化的兴起、民企以及私企的兴起，留学潮的兴起等这些社会变迁也带来了他们性格中激进的一面。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70后”这一代既积极又稳健的性格特点。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性格决定命运”。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一代CFO不会大肆张扬，但也绝对不会像以前的老会计那样谨小慎微。“70后”相对是比较辛苦的一代人，其求学和工作初期都是国内整个社会处于剧烈变革阶段，无论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不断地要面对“昨是今非”的尴尬境地。特别是1992年底财政部出台正式开始适应市场经济的“两则两制”，这也标志着“70后”CFO们一毕业就要全部重新升级自身的知识体系，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与一般意义的学习不同，是要学习全新的、中国没有的东西，这与靠模仿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从经济和金融来讲，尤其是风险管理，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要靠自己摸索、读书和向国外学习。”
杨江权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感慨道，“与‘80后’相比我们可能显得更为理性化一些，是在理性化的指导之下开拓创新。另外我们这一代相对更能吃苦一些，与群体的融合性也更强一些。‘70后’虽然不愁吃穿，但仍能从父辈那里感受到艰苦年代留下的烙印。所以‘60后’可能不敢冒险，对风险很畏惧，‘80后’大无畏的精神比较多，而‘70后’做事时思考得比较多，一旦实施起来也敢于冒险，性格中总是稳健和积极的心态并存。”
而“70后”这些有限冒险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们习惯于走一条改良而非墨守或激变、稳健而非停滞或动荡的路线。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孟焰认为，在未来几年内“70后”CFO将会成为主流。而徐峥表示，作为投资者和许多CFO接触过，从自身的感觉而言，自己更喜欢年龄大一点的，最好是35岁以上的，“因为CFO本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职位，CFO要有强大的企业及社会责任感，同时要有承受压力，冷静从容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需要一种阅历的沉淀。”
无论如何，个人风格迥异于前人的“70后”CFO已经越来越多地粉墨登场，从而见证属于这一代行将到来的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本土企业全面国际化、全球视野下的资源配置以及真正基于投资者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