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期以来，因有兴趣于近代会计史，常去翻拣旧纸堆，在飞扬的民国灰尘中边打喷嚏，边用心灵去聆听曾祖父一辈的会计学者“讲那过去的事情”。恍然中亦觉得如出土文物般，心如止水，快意无边。以下是围绕新看到的两则史料展开的评述。
复式簿记是从西洋经东洋“转口”输入的
潘士浩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的《会计杂志》发表《借贷簿记法与收付簿记法》指出：
“借贷之于吾国，译名也。其原文意义之晦涩，已如上述，而就译文字面以为解释，则更属模糊。说文贷者施也，借则假也藉也█也，其用法往往与贷字相同。可知借贷二字，本不应代用dobitore与crtedore.日本人初译西式簿记，苦无适当代用符号，率书借贷，而加以”八“”二“之片假名，以表示其借入贷出之关系，盖犹西文之 is Dr. to与is Cr. By也。后以习用稍久，去其”八“”二“，于是强立借字之原文为is Dr. to，贷字之原文为is Cr. By.国人因此以误传误…”
（注：以上引文中，“█”处的原字在现代电脑字库中找不到，故无法表达，其字形同“藉”字，但将“草”字头换为两点，如“兰”字头：“八”“二”之片假名一段，原文印刷如此，应是受当时印刷字体局限，以汉字“八”和“二”分别替代片假名“ヘ”和“ン”了）
如果能在1907年以前的日本簿记教科书中找到记账符号逐步简化的史实，上文所说便得到证实。这就告诉我们，日本会计学者初译西式簿记时，苦无适当代用符号，于是用了“借/贷”+片假名的做法。久而久之，又将片假名省略掉，只将借贷作为符号了，所以，借贷可能是从西洋开始，在东洋经简化变形后，再通过谢霖和孟森“转口”引入中国的，希望日本的会计界朋友能协助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此外，从徐永祚氏的《银行会计与中国簿记法》（《会计杂志》第三卷第二期，1934年2月1日）可知，我国银行业的复式簿记也是从日本“转口”输入的，此则史料常有人提及，照录如下：
“考我国银行会计制度，系仿自日本。在明治初年，因创办国立银行，而欲设施新银行会计制度，乃聘请英人亚林亨氏（Allen Shand）为之规划。亚氏固精于西洋之簿记借贷法者，因恐西洋方法，移植东方，不易传授。特创行此种现金分录法，以求其适合于东方人观念。推行结果，颇为顺利。吾国于前清末叶，创办大清银行时，特派员赴日本学习，归而应用，亦甚称便。是为吾国银行会计采用现金分录法之滥觞……今日除少数华侨及广帮开设之银行，取法英美外，几莫不采用此法。”
同姓名的两个“杨汝梅”和同字的两个“玉书”
同名者，或同名且同姓者之间，常会有些误会，也由此派生出一些趣话。某单位原有两位张祺，以“男祺”、“女祺”分之，甚为方便。想不到又来了军队转业的另一女“张祺”，同事们无奈，只好呼其为“军棋”了。
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除写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自传外，还写过一本不成功的小说。当他收到越来越多关于他文学才华的赞誉时，原以为是人们在称赞他写过的那部小说，后来才意识到人们恭维的是另一位写小说的美国人温斯顿。邱吉尔。后者才堪称有文学才华，是美国1901、1904、1906、1908、1913年头号畅销书的作者。此外，还在1900年排名第8位，1910年和1915排名第2位，1914年排名第3位。为此，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于1899年6月7日发了一封充满恭维和客套的信给美国人温斯顿。邱吉尔，保证他将来发表作品时会在他们共同的姓与名之间加上他的另一个名字“斯本塞”。美国人温斯顿。邱吉尔的回信也承诺将来出版作品时，加上自己的出处（加上“美国人”字样）。一年后，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访问波士顿，第一个接待他的就是美国人温斯顿。邱吉尔。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曾幽默而夸张地写道：“这混乱的局面事实上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
所有信件都还是寄到了他那里，而他用餐的账单都仍然寄到了我这里。“（参见薛忆沩《邱吉尔致邱吉尔》，《南方周末》2007年6月14日）
中国名画家陈丹青有一次在湖北演讲，讲座结束后，同学们挤过来要求签名，其中有个小姑娘居然也叫陈丹青，两人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老陈丹青请小陈丹青一起合个影，小陈丹青要求老陈丹青为她写句话，老陈丹青于是写道：“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过后又后悔了：人家凭什么不能叫陈丹青呢？应该这样写：“丹青：我的名字也叫陈丹青”。（参见陈丹青《退步集》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中国会计史上，曾有两位会计学家“杨汝梅”，其一为湖北人，字予戒。读者当还记得，在《计学夜话缘起》中曾引用他在中国计政学会成立大会上关于“计政”广狭两义的理解、在《历史可能在你手中转向》提及“杨汝梅新式商业簿记”、在《如日中天徐永祚》中提及他曾致函青岛市长推介改良中式簿记，并代北京军需学校约请徐氏赴京演讲；另一为河北人，字众先，他们应是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发表文章时常会在“杨汝梅”后标上其字（予戒），或（众先），以示区别。河北人的杨汝梅常常干脆“以字行”，直接以其字“杨众先”发表文章。但有时还是无从分辨，怎么办？看得多了，作者也总结出主要识别标志，即湖北人的“杨汝梅”曾任民国政府岁计局长，大体上以官员政要身份活跃出场就是他了；河北人的“杨汝梅”学问做得很深，于1927年由美国Ronald Press Company出版Good Will and other Intangables一书，首开中国人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之先河，并被广泛引用，大体上无形资产研究的论著都与其有关。
类似地，曾有两位会计学家字“玉书”，其一在《如日中天徐永祚》和《改良中式簿记始末》已经介绍过了，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因为字玉书，有时人称“徐玉书”；另一位则是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奚毓麟，字玉书，因为“以字行于世”，人称“奚玉书”。顺便说一下，“以字号行于世”是过去一些文人的习惯，就像郑板桥原名郑燮，“以号行”的结果，世人反而大多不知其原名了。
鹿文在《公信会计月刊》开了《蜂无蜜堂食货志》专栏，第九卷第六期曾有一短文《双杨两玉书》生动地描写了这两对同名会计学者的趣事。全文摘抄如下；
“人之同名，代不乏人。鲁有两曾参，唐有两李林甫，欧美两倍根，两罗斯福总统，吾会计学术界及会计师前辈中有同姓名之两杨汝梅及同名之两玉书者，此不可不记。两杨一藉河北，一藉湖北，河湖两字，沪音相似，于是河北杨汝梅增以众先两字，湖北杨汝梅增以予戒两字。河北杨汝梅氏为名教授，著书无形资产一论，海外咸著声James Yang 一名，美册会计大全中亦为之专项撷其学理为范典焉；湖北杨汝梅氏尝为岁计局长，著审计学及银行会计等书，学者奉为圭范。此两杨于著作界均具声望，初学者不察，每易扑朔迷离，涉于混淆。学术界中兼以著声会计师前辈者则有两玉书，一为本刊主编之奚玉书，一为前会计杂志主编之徐永祚字玉书，互为公会之常务理事，互为本市之参议员。奚玉书原名毓麟以字行，上海市人，抗战前尝为工商部顾问，上海市工部局华董，抗战后迁渝执业，奉委座令派赴国外考察市政，回国述职，颇得当局之嘉奖。胜利既临，奉命返沪襄赞市政，复主持房地产复员事宜，近复重理旧业，兼出席国大，往返京沪，仆仆风尘。而今年双十节，为其尊翁载明先生举行金婚纪念，长女慧结婚，三女耀订婚，三喜临门，祥萃一家，为吾会计界传作佳韵。徐玉书氏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梁任公氏主办之神州大学经济科，民七受聘为银行周报主编。沪上交易所之创立，即手订会计制度开风气之先，复专业执行会计师业务，主缉会计杂志。先后参加全国经济会议、工商部法规委会、全国工商会议等，每有所任，莫不惮心竭虑，忠纯将事，而今白发皤然，精神健旺。玉书两名，奚徐又复同音，或有人谓如两人通函，则势必上款玉书吾兄，下款弟玉书，第三者不察，将几疑为自写自矣，一笑。“
此君可谓言之有预，还真让他说准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和闽台文化专家、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教授之间，就有类似的“自己写给自己”的佳话。他们同为台湾省藉，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毅夫曾联袂在北京大学分别开讲经济和文化，传为一时趣谈。汪毅夫将其受赠的抬头为“毅夫先生……”的书法作品转赠林毅夫时，现成得连什么字都不用改；将自己的专著赠与林毅夫时，更有意写下“毅夫兄指正 毅夫敬赠”字样，两人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