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同朋友聊天，某位做财务总监的朋友讲了个故事，说公司调整管理费用定额时，有人反映行政副总的业务招待费定额过高，应该下调。问其原因，据说很多人看到周末该副总经常携带全家在本市最好的海鲜酒楼吃吃喝喝，而一年来对口招待单位，如工商局、环保局、质监局几乎没有到企业来过。这可让做财务的为了难，拐弯抹角、试探地问了问行政副总业务招待费的事。结果人家很痛快，直接说：“孩子他舅是工商局副局长，他舅那些在部队的战友大多转业到了本市各行政机关，很多事家宴就摆平了。”这时另一位朋友评论道：“俗话说的好，水至清则无鱼，干财务的都太认真，有时可别太较真儿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这句话出自《汉书·东方朔传》，其意境大概和郑板桥那句“难得糊涂”差不多。在企业里，财务大概是最认真、最仔细的工作了，差一分钱账都对不上，更别说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在那摆着——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天经地义。但为什么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做不出菜来可是要大厨负责，你会计管这么多干什么？
其实，制度的刚性和执行制度时的灵活性是企业管理面临的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水至清则无鱼”阐述的似乎是制度要避免刚性，以便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保留一定的空间；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水清”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制度的构建和执行都需要企业付出成本。在企业资源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成本控制也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从利益关系上讲，一个企业应该控制的成本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被耗散的成本，谁都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这类成本往往通过加强管理、细化规章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因为在控制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比较小；二是内部人与外部人相互勾结，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如采购中的商业贿赂等问题，这类成本是企业最关心，也是最应该花大力气杜绝的；最后一类成本是被内部的某些人享受了，如特定职位的在职消费，在有些企业，这类成本支出是比较模糊的，而许多人已经将在职消费视为一种隐性的“工资”，甚至演变为管理层掌握的重要“奖励资源”，成为体现管理“灵活性”的工具。而也就是在这一领域，财务人员进行成本控制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水至清则无鱼”的观念大行其道。
然而，“水至清则无鱼”掌握不好就会给很多人提供浑水摸鱼的机会。制度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可能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在“机制设计”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而机制设计理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所谓“激励相容”问题，也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组织内的每个个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够实现组织的利益。但在现实中，组织中的人并不仅仅是“经济人”，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受到环境和群体影响的，这就为制度的设计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计件工资制度的研究表明，理论上每个工人都应该会尽最大努力以争取完成最多工作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担心劳动效率的提升会导致企业提高最低工作量标准，许多企业的工人达成了默契，维持着一个较为平均的工作量，计件工资制度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者而言，在强调“水至清则无鱼”的时候，要首先对企业现行的制度及其运行效果进行仔细的分析。许多制度是“贴在墙上的”，根本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某些制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发生了扭曲。规则的混乱与制度的松弛为打着“水至清则无鱼”的旗号进行浑水摸鱼的人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其次，管理灵活性的前提是明确并坚守企业的原则。麦肯锡公司在对包括IBM、惠普、麦当劳、杜邦、波音等美国最优秀的43 家绩优公司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之后，总结出了这些公司取得成功的8大要素， 其中之一就是“宽严相济、严守原则加灵活的管理”。但是，中国的许多企业管理者比较注重个人的管理艺术，显然也主张“宽严相济”，但什么该“宽”、什么该“严”却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实际上是缺乏制度支持的“人治”。而平衡制度刚性与灵活性的关键在于确立企业若干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企业文化的基石，就像不知为何而战的军队没有灵魂一样，不知为何而赚钱的企业也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
最后，但却可能是最重要的，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而且制度不可能规定和涵盖一切行为，在制度之外约束人们行为并为制度的执行奠定基础的还是文化和道德的约束。一个朋友讲了麦克纳马拉（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蓝血十杰”之一、做过福特公司的总裁和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的故事，说有一次会议结束的较晚，麦克纳马拉不得不坐福特公司配给他的专车去机场赶飞机和家人度假。而度假回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这段“私人”行程买单。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所有的员工都能像麦克纳马拉一样，但一个企业要做到“严守原则、宽严相济”，企业管理者首先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和清晰的道德准则，否则，“水至清则无鱼”与“浑水摸鱼”只是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