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才产生了我们这个世界。古代仓颉造字，从最重要的字造起，所以越重要的字笔划越简单，如一、二、三，大、中、小，人、犬、牛……。尤其是人很重要，因此“人”字仅仅只有一撇一捺两个笔划。龟、鳖之类的动物与人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笔划繁多，繁体“龟”字有17画，而“鳖”字竟有22画之多。
“人”字一撇一捺，说明人要互相支持，没有一撇，一捺要倒掉；没有一捺，一撇也要倒掉。“人”字的结构说明，开始时一撇一捺连在一起，人们之间的差距很小，随着岁月的推移，有人成一撇，有人成一捺，人的差距就逐渐拉大，越到后面差距越大。六七十岁的老人倘是名人，工作生活仍如日中天，若是普通百姓则赋闲在家烧茶煮饭、聊晚年，两者差别犹如同一屋檐下起飞的燕雀各自分出了高低，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人类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尤其是人与人个体之间的差别远远超过动物。
由于人的一举一动为人性所支配，因此只有参透人性，才能理解和掌握人的活动规律，感悟领导，做好工作。人性按类别不同，可概括为三类：一是人有共性；二是男女有别；三是中西方人性存在差异。
人的共性
人是万物之灵长。在自然界二百多万种动物中，人的单项技能大都不如动物，如狗的嗅觉、跳蚤的弹跳、马的奔跑、青蛙的游泳都超过人类，但综合技能和智力，没有一种动物比人更有优势、更具竞争力、更聪明。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作为动物之一，不仅有着与其他动物相似的趋利性，而且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远比其他动物执着，贪婪之心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同时，人也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思想性，有着超越其他动物的修养自觉，如周代产生的周礼、汉代的儒学、宋明的理学等，都是不同时代对人们的修养要求。
人是群居的动物。人与大雁、蚂蚁相似，是群居的动物；与寡居的老虎、熊猫不同。正因为群居，人才能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文明。也正因为人的群居特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系列管理问题。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不同的环境下，往往产生不同的人。我有个同事的独生子，在家里从不动手干活，而去英国留学后，白天读书，晚上打工，虽艰辛备至，但也撑了下来。这是一种历练，也是人生的进步。
人是文化的沉淀。传统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而西方则是法制文化。历史上中国人视治国为治家，把社会家庭化，因此中国人常将“国”与“家”合用，组成单一词汇“国家”。西方人强调法治，从词汇上就把Nation、State、Country（国）和Family（家）截然分开，无丝毫瓜葛。
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属于个人形象的发型、服饰、行为举止是一个人自身观念的反映，其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乃至专业技术人员的设计思想、审美观点，也是观念的反映。甚至审视一个人的住房装饰风格，也能窥见主人的气质风貌。
人是最敏感的动物。人不但对事物具有审视分析能力，还能凭借各人的语言、举止、表情等，对他人做出见微知着的辨别和判断。
人是有时间观念的动物。在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的牛羊优游自得，不知老之将至，更不知死期不远，毫无紧迫感可言。人则有时间观念，以至于春秋时代的孔夫子在江边对着川流不息的江水叹息：“逝者如斯夫！” 感叹时光似水般流逝。古人的一首《长歌行》咏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人生苦短、时不再来的历史紧迫感。
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也有利他的善举。人在危急关头都会表现出保护自身安全的本能。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同时，不少人在危急关头也经常会做出利他的善举，甚至在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几乎在每次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暴发时，都会出现一批感人事件，有人置自己的家庭于不顾，奋不顾身地救助陌生人；有人明知险情，仍赴汤蹈火，冒着极大风险救人，以至于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人是嫉妒的动物。嫉妒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发奋图强的动力，但嫉妒有两种：一种是你比我好，我要百般努力，争取干得比你更好，这是一种积极的嫉妒；另一种是我不能超过你，但又怕你超过我，因此就千方百计找岔子，甚至想方设法把你拉下来、弄垮你，让你掉进泥淖之中，这是消极的嫉妒。在中国固有文化中，这种消极嫉妒史不绝书，还往往成为嫉妒的主流，导致干事的不如看着的，看着的不如捣蛋的之风日益滋长。
人是具有攻击性的动物。科学家早就发现，人和其他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出于本能被多种力量所驱动——饥饿、性欲、攻击、逃避……这些本能皆为天造地设与生俱来，其中尤以攻击性最可怕。它不仅导致血腥与毁灭，还可以独立于其他本能而孑然自傲。人类除了与其他动物一样会猎杀非其族类的动物以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会发动自相残杀的各种战争。正因为如此，那些有良知的人为了抑制攻击性研制了不少文化禁忌，诸如道德、良知、法律。只不过道德有时沉默，法律有时虚伪，良知又有赖悟性并非人人具备，致使世界一次次地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中。
人的活力在于危机。用辩证法看危机，没有危机就没有活力。有一个例子叫做鲶鱼效应。据说有一个外国船长专事运输活鱼，但每次到码头交货，活鱼的死亡率都很高。实在没办法，船长只好把鱼界老虎——鲶鱼放进鱼箱里做试验，结果使船长喜出望外。把鲶鱼放进去以后，鱼的死亡率反而大大减低，因为这些鱼看到鲶鱼都很紧张，怕鲶鱼咬死它，为了活命只好不断地躲避，“生命在于运动”，死亡率反而大大降低。可见，“危机”包含着“危险”与“机会”的两方面内容，只是我们习惯性地只看到“危险”而看不到其中的“机遇”罢了。由于危机随时都会在人生的旅途中出现，所以人总是在烦恼中度过他的一生。反观这几年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出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必要的制衡，造成一些当权者养尊处优，以致失却应有的危机感所致。
人最可爱也最卑鄙。人是爱憎分明的动物，爱之可以给予一切，甚至不惜殉以生命，恨之则去之而后快。春秋战国孟母三迁、汉代上虞烈女曹娥投江寻父皆为爱的典型，而当代金华逆子徐力杀母乃是毫无人性的卑鄙典型。
人的道德是恐惧的产物。人除了具有修养性的一面外，也还有动物性的另一面。由于动物要生存、发展，必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为什么人作为利益的动物，却具有道德呢？因为追求超越规定的利益要受到惩罚，包括舆论的谴责、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最终权衡利弊，得不偿失，他才不敢这样做罢了。可见，道德是恐惧的产物，世界上什么都不怕的人是人类中最可怕的人。
善和美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人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人。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与猿猴的DNA遗传差异只有1%至4%；而人身上还有1%至3%极为落后的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与非脊椎动物的遗传基因相似，如低能的毛毛虫或我们称之为鼻涕虫之类的基因。这种远古时代祖先遗传给我们的落后，已存在于人身上长达两亿年之久了。这就是说，人的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而逐渐改变。人类表现出来的崇高、自强不息、锲而不舍及博爱精神，都是教化的结果，并非与生俱来。
人是适于“四两拨千斤”的动物。人的需求无非是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已。古人曰：“家有良田千顷，日食白米一升；家有华屋千间，仅需六尺之床。”说明一个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容易满足，而人的名誉需求更是虚拟成分不少，如幼儿班小朋友只要老师口头表扬和奖励小红花即可使其欢呼雀跃，年长者只需给一个“理事”、“委员”、“代表”、“贵宾”一类的头衔即可令其不远千百里来参加会议，甚至是来参加一个烈日曝晒的露天会议。而一个人能创造的财富及其破坏力却极其强大，如居里夫人对原子能的研究成果，用于建设可推动科技进步和工农业生产，如原子能发电站；用于战争只须小小一弹即可使一个城市如日本长崎、广岛一样毁于一旦。可见人的个人需求与其发挥的潜力相比，完全是“四两拨千斤”的关系。
人过度依赖工具，自身能力在减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的发展，人借助工具的能力在增强，与此同时，人自身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典型事例如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事件，由于灾难发生前，沿岸国家没有及时侦知和发布警报，导致过度依赖仪器的人类受灾死亡逾20万，而其他动物却能依靠自身直觉，觉察预兆事先逃逸，生命几乎没有受到威胁。
人是自然界惟一躯体结构设计与功能应用不配套的动物。人之初，作为灵长类动物其力学设计是爬行，后来为了腾出前腿改造为手，才有了“人猿相揖别”的进步，站起来变成了立行动物。由于当时没有对人体结构作相应改变，以至于今人的颈椎、腰椎、心脏、血管壁还不能完全适应人体直立行走的需要，引发了诸多结构性疾病。
男女有别
现实生活中，男女在智力上没有高低之分。一般来说，男重逻辑，女重直觉；男重概括，女重分析；男较果断，女多慎重。但这些差异并不说明优劣，而是各有千秋。
富于理性的男人容易把生活当成戏，富于感性的女人则容易把戏当成生活，极容易进入角色。
善于观察的女人专注对方的表情，较为细腻；比较粗放的男人则关心对方谈话原则，疏于观察。
女性一般长于形象思维，男性则长于逻辑思维。因此，女性多富语言天赋，男性则擅长理工创新；在陌生处，女性多喜找人问路，男性则常常借助地图自行查找。
男性大多较为沉稳，不擅发泄；女性则易激动、喜唠叨、爱发泄，常被小事烦恼，免不了出现“女人脾气好像天气”的突变情景。
女性喜选择，男性重占有。例如，女人不仅大多喜购服饰，而且很少有人会心满意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女人永远缺少一件自己满意的衣服。而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则是男性注重占有的典型表现。
男女的这一差别，据说与人类的生殖器官有关，女性每月仅仅产生一颗卵子，为了繁育出强壮的后代不得不选择优异的精子，而男子一次排出的精子成千上万，无须过多选择，只要占有即可。
中西差异
西方人主张标新立异，张扬个性，争先不恐后；中国人则提倡凡事低调、从众，恐后不争先。晚清名臣曾国藩即为其中之“低调不张扬”的典型，以至于有人说西方人为自己活着，中国人为别人活着。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中国不表露心迹的口是心非者还成了有修养、有觉悟的表现。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善于做定性的浪漫思维而不擅长做定量的实证思维。如对自然界的自由落体现象，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唐代诗人李白对庐山瀑布流水的自由落体，既没有想到加速度问题，也没有想到水能利用，仅仅豪情满怀地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西方科学家牛顿观察苹果落地现象却能顿悟出万有引力的科学原理，并就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和万有引力做出了相当精确的定量计算和实证，为利用水能奠定了理论基础。中西综合与分析文化差异反映在医学上，中医善综合，西医善分析，所以中医头痛不医头，而西医则依据生理解剖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映在美术上，中国画不是轮廓较为清晰的油画，而是神似形不似的山水画，以至于发展到在工作上对上级“精神”传达都完全一致，而对其理解上却有山水画般的百花齐放现象。
西方人重视内容，中国人讲究形式。例如，西方人的沙发和席梦思以人为本，讲究舒适；中国古人的红木家具和“千工床”，只讲究形式美，不重视人的舒适，就是其中之典型。
西方人比较直率，大多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中国人讲究客气，往往出现心口不一。例如，中国人到他人家里拜访，当主人提出倒茶时，客人往往推辞再三，要求不要倒茶，倘主人真的不倒茶，客人事后则会私下非议主人不客气，表现出典型的心口不一。在英国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一位英籍东方血统的大学生在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实习，所长见此人业务水平不错，便动员他报名参加当年的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此人只怕公开去报名万一考不进被人耻笑，便推说今年做准备争取明年去考，而实际上他却悄悄地去报了名，结果发榜时竟然一举高中。激动万分的他兴奋地到所长处报喜，所长不但不表示祝贺，反而告诉他不能接受他来所就业的要求，因为他太做作了，作为全国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受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听完这个故事，中国会计界一个访英代表团全体团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位大学生深表同情，因为在中国，这样谦逊又不事张扬的人属于善于做人的人，惟有大力表扬才对，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其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来自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异。
西方人重视法治，讲究原则。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社会家庭化的思想影响和山水画神似形不似的美学思维熏陶，讲究人情，善于变通。因此，中国社会常常表现为熟人社会，西方社会则更多地表露出陌生人社会的特征。
在思维上，中国人认为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如在十字路口，只要无人无车，尤其是深夜就有人以闯红灯为荣，以不遵守交通规则为聪明；反之，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人敢公然闯红灯，违反法定的交通规则。因此有人在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得出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中国人的思维是弧线型的结论，也就是说西方人还只是从A到B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从A到B，再从B回到A了。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一个聪明的领导者领着一群一板一眼，不知变通的傻瓜；而中国领导者则领着一群个个聪明，且善于变通的人。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西方人讲究征服自然，中国人则重视改造人的思想。西方园林的草木修剪得很好看，呈几何形状，有圆形的、碟型的、菱形的、方形的、锥形的，甚至有剪成各种动物形状的，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充分地反映了人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古典园林，则让所有的树都自由生长，因为中国古代一贯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今日中国现代园林花草树木的修剪则是从西方学习而来，并非中国固有的做法。在对待人的自由发展方面，中国古人刚好与西方相反，中国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宋代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直到近现代“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统治者无不以束缚人的思想为已任，而西方则提倡人的自由发展。如女子亭亭玉立为美，中西方认识是一致的，但为了达到亭亭玉立的目的其途径却完全不同。西方人动脑筋制造高跟鞋，中国人却去包小脚，其结果使女性足部肌肉和骨头都变了形，成为残废。
在文字差别上，中国的象形文字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悟性是一种境界，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而科学发展和法制建设所需的逻辑讲究推演，每个正常人都能做到。世界各国的初始文字都是象形字，经过相当历史时期后，大多数都抽象为符号。然而，中国的文字始终没有进步，仍然是象形字，而且书法还成为一种艺术，有人甚至倾毕生之力为之奋斗成为书法家。这对中国人逻辑思维的形成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导致强调悟性成了中国特色并且渗透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中，将其改造为中国化的禅宗，成为无数中国人的信仰。
一步到位的食物链影响中国汉人的性格。世界上多数民族都选择二次食物链作为自己食用的起点，即让牛、羊等动物食用植物性食物并转化后再用于人的食用，而汉人则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采用一步到位让人体自行深加工的办法，从而使中国汉人的血管壁比较脆弱，容易产生出血性中风和由此引发的性格上不喜外露的温文尔雅。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尤重请客、极讲面子，除了日常人们见面都会以“吃过饭了吗？”为问候语以外，为了在客人面前不失面子，还会极尽所能，以丰盛的筵席来招待贵客，显示主人的热情和大方。
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以人为本，而中国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讲究以道理为本。道理之称始于宋明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先被称为道学后又改称理学，故此后民间有了讲道理的说法。儒家学说认为，一个以道理为本的人，必须透过政治为实现崇高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使生命意义达到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的境界。
喜欢在外聚众的中国人家庭住宅崇尚高墙深院，保持个人的私密性；不喜在外聚众的西方人则会选择开放式别墅，很高兴在阳台上与路人遥相呼应。有着浓厚经济观点的欧洲人，为了提高效益常将住房建在山上，地种在肥沃的山间盆地里；而认为死人才上山埋葬、强盗才住在山上的中国人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常将田地种在贫瘠的山头上，而将住房建在盆地里，这反映了两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差异。人的种种差异，决定了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也决定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在对问题的认识上，西方人认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犹如一个圆用直线划为两半，一半为“YES”，另一半为“NO”，非常明白和简单；中国人则认为，是并非全是，非并非全非，犹如太极图中以曲线分割出黑白阴阳鱼，白鱼有黑眼睛，黑鱼有白眼睛，古代《易经》将这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称之为“互藏其宅”，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导致中国人做人处事远比西方人复杂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