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的忐忑与困境
运气VS.底气
“萨班斯”之前的几年，很多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都热衷于冒着风险开发制造复杂的会计产品，特别是花样繁多的“避税产品”。但种种造假行为终究避免不了真相大白后面对严刑重典的尴尬。
事实证明，这些套路已越来越不被法律认可。普华永道欧洲首席税收策划师坦诚：“以往逃税与避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前者属于非法行为，要严格执法。而过去两年来，我们发现这条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安永咨询公司主管全球税收业务的萨姆。福阿德感叹，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日趋“紧缩”的税收政策，“可能会让负责任的税收筹划也等同于无赖做法。”
作为受托对公司财务进行监督管理的高级打工者，CFO不能老是靠着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为公司创造价值。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的财务总监雷。卡维曾被中国的CFO问到一个问题：一家公司的CFO遇到一个来自产品或者法律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虚假的财务数据或者一种假象，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财务报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那么，CFO是要善意地美化这个财务报表，缓解这个问题，还是真实的地公布，让企业遭受巨大的挑战，甚至使股东遭受巨大的损失？卡维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是小问题，无需披露；如果是大问题，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问题，另一个因为你本身只是个CFO，要根据和供货商、合作伙伴的关系来考虑是否做披露。最难的是中间状况，卡维的经验就是跟审计师、律师、CEO进行对话，根据他们的建议选择做不做披露。卡维的答案非常“官方”，因为很多时候CFO在面对法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时是不能拒绝披露的。
《再造CFO》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霍普认为，“现在大多数CFO并不能胜任时代赋予他们的诸多其他角色，尤其是预测和风险管理角色。CFO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并脱离他们传统的计划制订者和预算编制者的角色。”换句话说，CFO要真正从“账房先生”中脱胎换骨，面对棘手的现实问题要显露出个人应对困局的足够经验（这种经验当然需要积累），比如说，为各业务部门合作伙伴适时主动地提供具有前瞻性的业务分析报告，如果还是靠在计算器的数字按钮上做文章，就有些为新手当“活化石”的味道了。美国《CFO》杂志的编辑曾戏言，“一个优秀CFO必须天生具备明星演员逢场作戏的本领，是否具有八面玲珑的敛财真功，是检验CFO的惟一标准。”这是一名合格CFO应该具有的“底气”。
“CFO要取得成功可能需要一点运气，”或有的前提是职业操守和应变能力，花旗集团前CFO萨莉。科劳切克称，“所谓运气，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名CFO，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保数字的准确无误，其后才轮到你‘摸奖’。”科劳切克称，“我曾经做过一些会让华尔街失望的季度报表。这样的业绩很令人伤心，也不应该。作为首席财务官，在别人向你询问财务收入数字的时候你应该据实报告，但你有时又不忍心说实话。因此，我个人的做法就是，不再向华尔街提供任何收入预期指南。”
“萨班斯”的“红”与“黑”
我们国内对美国的“萨班斯法案”已经有很多讨论。笔者的感觉是，“萨班斯”虽然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将其视为财务人员的“保护法”并不为过。而在之前，按照美国《时代杂志》的说法是，“一些企业主管胡搞乱整的程度，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萨班斯法案”的核心在于，包括董事会主席在内的董事会成员们和CEO再也不能把CFO当作“替罪的羔羊”，公司其他高管任何试图推卸责任的做法已经不被法律保护。换言之，一旦东窗事发，CFO已经不再“孤独”。这当然是件好事。
不过，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就是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差异。我们的CFO仍然是对老板或CEO个人负责，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假如还附设有审计机构的话）多为“花瓶”。企业的发展在更多的时间里倚仗着公司领袖的“天马行空”。如果说美国大公司中1/6以上的CFO被迫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的话，问题到了中国也许会更复杂和严重些。换言之，美国CFO发生的那些令人瞠目的故事，在中国可能就已经失去故事的意义。中国没有“萨班斯”，我们的CEO、董事会主席和他的成员们在公司一旦难以“圆谎”的时候也无需负连带责任，这也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非常“硬气”。而中介机构在大多数时间里比谁逃的都快，所谓“快闪族”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尺寸也还嫌小了点。
笔者曾用麻将桌上的牌友关系来形容CFO在这个游戏中的困局。桌面上嘻嘻哈哈，但暗中盯防得很紧。这种古老游戏的牌规就是“盯着上家、压着下家、防着对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对不起账来的时候，我们的CFO成为那个倒霉的“庄家”，既有现实必要性也颇有可能性。我们也看到，尽管中国式CFO在一个领袖“独往独来”的公司里试图操作的空间和造假欲望都不大（原因主要在于中西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但坐在被告席上的往往少不了我们的CFO，有时甚至只有CFO和他的团队成员在法庭上演囚徒困境的“独角戏”。这就是中国CFO的可悲之处。
不言而喻，在公司内部讨厌CFO的人比想为CFO发奖金的人要多得多。CFO日趋保守主义的倾向，以及干的时间越长越圆滑的处事态度，固然是被同僚所不乐见的重要缘由，但对于那些抗压性较强的CFO来说，内部的人缘不好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老围着“衙门”与政府执法人员打交道才是最最头痛的。
账桌：圆谎的机器
从理论上讲，财务工作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如果CFO把提供给董事会的财务报告作为“中奖”的“贿选”工具，进而刻意把数字雕琢得花里胡哨，这样的“领奖”方式成本就有些高了。这不仅仅是职业操守问题，也是一个实证命题，远非价值判断那样简单。数字搞准确，问题说透彻，是CFO的责任，CEO和董事们是否愿意接受是另一码事，事涉人们对同一组数据不同的价值观感，CFO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忧。其实任何涉及财务方面的教科书都不足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过去做得“好”的，在今天未必就会受到保护。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在安永咨询对14个国家47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最近几年来，他们在税收筹划中更加注意规避风险，并更加关注企业的战略、合规、控制和报告等有关的财务和名誉风险。
中国式财务管理的游戏规则往大里说这是一个“何时市场，何时主义”的不确定问题，小处说是一个“政策信息信号在执行中被扭曲的现象”。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莫衷一是、模棱两可”使我们的CFO面临道德和法律的极大考验。现在很多财务法规表面上严肃有余，实际操作起来弹性很大。涉及财务的法规政策等原本就很繁杂，尤其是如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期，有些变化令那些坚守保守主义底线的CFO常常要玩些“脑筋急转弯”。尤甚的是财务规则留有的操作空间历经执行人刻意的曲解懈怠，很多东西都被搞得面目全非。
正因为太多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胆子反而倒大了起来。财务人员的账桌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如果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归罪于我们的CFO就有失公允了，因为在既定条件下，他们使用的账桌本身就是一台“圆谎机”，再好职业操守的CFO久坐这台桌子，“谎话说得太少”反倒让人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何解？无解。至少目前没有。怎一个“尴尬”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