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到底该如何对待民营企业的“原罪”，目前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各有道理。有观点认为，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非但没有“原罪”，甚至还有“原功”，他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在了改革的前沿；也有人认为，有罪就是有罪，一些当初不守法的民营企业家即使为社会经济作出了再大的贡献，也是天网恢恢。但是，“原罪”一词到底该如何理解，有罪和无罪之间的红线应如何划定，却没有争论出一个令社会信服的结果。
判定有罪还是无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我们也应当相信司法机关的鉴别能力和政治智慧，毕竟他们是以法律为准绳办事的，并享有最终解释权。其实，讨论“原罪”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罪”字，而是呼唤一种公平和透明。正如本文作者所说：我并不想为这些富豪们叫屈，而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总是让人不平。
2006年12月21日，民营石油大亨龚家龙突然被湖北省公安厅带走，据说涉嫌金融犯罪。龚家龙的未来不得而知；更不得而知的，还有龚家龙创办的民营油企的命运。
龚家龙被抓前不到一个月，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有媒体称，张文中被调查是因其“抹不掉的原罪”。
在顾雏军案的庭审上。尽管辩方律师为顾雏军作了无罪辩护，顾雏军本人也在庭上声泪俱下地反复强调：“我没有在科龙任职，怎么会挪用科龙的资金？”但从整个庭审情况看，最终宣判结果很可能对其不利。
我并不想为这些富豪们叫屈，这些企业家自身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甚至犯罪的嫌疑。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些，从整个商业环境来看，特别是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来看，则这些事情的发生总是让人不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受伤的多是民企？
民企“原罪”，需要用智慧去思考
2004年的一天，我拜访了山东某服装集团的老总。在酒桌上，这位身家数亿元，拥有世界第一大服装生产基地的老兄借着酒劲吐了不少苦水。他说，现在很多人仇富，说我们第一桶金“不干净”。“我承认，我的第一桶金不光彩。上世纪80年代，当大多数人还在国有企业的机器旁边应付差事的时候，我已经辞职下乡去收购鸡蛋，然后骑车数十里地赶回城里卖。你知道，那时候这叫‘投机倒把’，抓住不杀头也要判十几年。现在，倒卖点鸡蛋还需不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就是那时候起家的个体户，没有这‘不干净’的第一桶金，改革开放能来得这么快？经济发展能这么迅速？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了，而我们却有了‘原罪’。”
的确，从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各种各样“原罪”的影子，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中国的商业环境还缺乏透明和公平，作为企业家，主要责任是让财富增值。也许他们在某一个阶段的违法，在另外一个阶段就成了合法。如何判定这个违法与合法的界限，是需要用智慧去思考的。
就拿顾雏军的案子来说，对于虚报注册资本的指控，顾雏军的辩护律师李贵方认为，当年格林柯尔受让科龙股权，政府希望加快进程并给予协助，旧《公司法》要求无形资本在注册资本中的占比不能超过20%，新《公司法》这一比例已经放宽至70%，顺德格林柯尔当时这一比例为75%.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是滞后于现实的。在原法律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并且已经进行了相应调整后，那么，当初貌似违法的问题，在今天的环境下应该如何评判？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未来拴死在那枯燥的法律条文上，因为一个不能让人信服的判例，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信心。
民企和国企，谁在伤害国家经济
据统计，截至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创造的产值为65971.1亿元。同年，民营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30898.6亿元，将近国有资产创造价值的一半。与前一年相比，国有资产年增长26.4%，民营企业增长40%.除这些基本数据之外，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国企拥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垄断优势和资源优势。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9047亿元，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创造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且大部分是垄断性企业。以中国石油为例，继2004年利润总额1100多亿元后，2005年利润总额达到1756亿元，占中央企业利润总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0亿元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3500亿元，再度增长16%.
国有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不断攫取利润，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却存在巨大的资产损失。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亏损面超过45%.2003年，仅中央企业就申报核销了资产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其9.2万亿元资产总额的4%左右，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0亿元。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再创历史新高，亏损额1026亿元。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
然而，那些享受着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老总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光鲜，却很少听说有哪些亏损的企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撰文写道：1981年我以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维护垄断或专利的行业。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说，国企的长远困难不是亏蚀，而是赚钱，因为亏蚀迟早要收档，但赚钱就鼓励政府继续把垄断权维护下去。也不幸言中。
张教授的不幸言中，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悲哀。
面对重重门槛，民营企业的激情如何释放
2004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称《非公36条》）。在这份文件的三十六条意见中，明确了非公经济的社会地位，并承诺鼓励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设施和基础建设、国防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非公三十六条》的颁布，被看做是非公经济春天到来的信号。
仅仅过去一年多，《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似乎又把这一扇稍稍开启的窗户关死，几个民营企业老总的相继出事，似乎预示着民企的严冬又要到来。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凡是在垄断的行业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相反，在那些开放的行业中，由于民营企业的介入，却不断做出令人振奋的成绩。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高科技行业，民营企业的佼佼者们都能够与国际大企业同台竞争，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民族经济振兴大戏。
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腾飞的清晰脉络。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民间力量创新与扩张，都无一例外地重言守诺。有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民间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创造力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形成了两百多年来一幅波澜壮阔的大国画卷。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用了三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大国二百年走过的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离真正的崛起还远得很。小河没水大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一自然界不容篡改的真理，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民间经济的力量不断受到打压，激情和能量无处得到释放，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速度。
如今，民营企业还没有爬过垄断的门槛，“原罪”的门槛又被钉在了前面。不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还需要爬过多少道门槛，才能真正挺起胸膛自豪地说：“我们是中国崛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