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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沙之上的繁荣

2007-3-16 10:19 《首席财务官》 【 】【打印】【我要纠错

  “世界工厂”的薄利、遭遇知识产权壁垒的手足无措、品牌争端等等无一不在提示目前仍沉浸于高歌猛进式前进中的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如果不全面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势必走入后劲不足的尴尬,本土企业将不得不继续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最底端劳心劳力地做代工,而身处价值链最顶端的跨国公司则凭借其创新能力更为优雅而从容地赚钱。

  这一切使国内“自主创新”的声浪日沸,而来自中国政界最高层对“自主创新”的高调言论更是将“自主创新”的雷声分贝放大到了极致。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主管科学技术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7年1月9日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高度概括了自主创新国策的意义,“这是总结我国50多年经济建设和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借鉴当今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做法上做出的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抉择。”

  声势浩大的惊雷过后,本该瓢泼大雨紧随而至,但各地似乎并没有立即应声出现风起云涌的“创新浪潮”。问题是:中国企业有了“创新”的方向,但究竟该如何创新,用什么方式创新,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机制、体系来保障,如何将创新的理念转变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并实际地为中国企业创利,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在迷雾中。本文旨在通过报道国内学术界专家和工商业界人士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精辟言论,引领本土企业界走向“化云为雨”的系统性思考。

  九曲迂回的朗润园万众苑在北大校园的一片深冬静谧中透出沉稳与大气。“2007年中国管理创新论坛——创新型国家的企业管理领导力论坛”正在这里展开热烈讨论。当今中国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学者、专家、企业界的精英正齐聚一堂,为2006年以来“创新”这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探索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正如科技日报社长张景安先生在论坛开局,总结中国经济20多年的发展历程时所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大量的引进、大量的合资。但引进是缩小差距,创新才能决定未来。因为当竞争对手认为你的引进威胁到它发展的时候,你再想依靠引进就是‘白日做梦’,是不可能的,只能够靠自己创新。”

  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东南亚经济是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很快就会出问题。“浮沙”一词直击非自主创新发展所处的险境。在很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没有关键技术,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遇到问题就很容易一溃千里。此外,除技术在“知本经济”时代,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经济竞争的焦点,如何应对“列强”的“知识霸权主义”,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知识产权和品牌的“血拼”早已撕掉了“合作”的温情面纱。丰田诉吉利商标侵权案、力帆与本田的八年抗战、本田与华日的外观设计与发明专利之争、通用与奇瑞的和解……

  张景安认为,今天我们不能再单纯以GDP论英雄,而是要看核心价值和核心产权,是不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雨点之一: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首先要解决的往往不是技术研发本身的问题,而是先要培育适合技术创新的“土壤”。一般来讲,技术创新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没有适当的环境、合理的回报,企业不可能投资于创新。

  而“土壤”就是合理的技术创新体系、持续创新的动力和资金获得渠道以及对创新所付出的代价保持平稳的心态。

  国务院决定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创新的主要形式有四类:

  1.企业内设研究所,组织力量在企业内部开展研发。这在国际上非常成熟,有一部分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像深圳华为、青岛海尔,北京联想,他们都在企业内设研究机构。

  2.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或民间联合共同技术研发。

  3.委托和资助科研院所、大学开展企业需求的创新项目。这种做法在国际上非常通行,几十年来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4.购买科研院所和大学研究成果开发并应用。

  全球知名的斯坦福大学在产、学、研相结合的范式上堪称典范。它为企业培育、造就和输送人才,并且支持、鼓励创新和创业。企业家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往往没有时间冷静思考很多战略性问题,斯坦福来为企业家指引发展方向。

  技术创新往往不能一蹴而就,任何急功近利和“见好就收”的短视行为都会令前期的巨额投入最终付诸东流。因此,解决技术创新除了有合理的机制外,资金的来源也是企业能够持续投资技术创新面临的很实际的问题。对此,专门的投资公司,特别是创业投资公司的力量不容小觑。在这方面著名的IDG VC在投资中国互联网产业上的成功案例早已令人耳熟能详了。

  此外,对待技术创新代价的心态很重要。对技术创新的投资持审慎的态度自然无可厚非,甚至怎样审慎都不为过,但无论论证的多么深入、细致,我们仍然无法保证每一项创新都是成功的。有时候,在我们所处的阶段是为创新的最终成功付出成本的阶段。因而,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心态一定要放平稳。

  创新雨点之二: 技术之外

  我们不妨把“创新”的思路放开,国际上很多成功企业不靠核心技术,甚至自己没有发明技术也很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像戴尔和沃尔玛。他们靠机制和体制创新同样获得了很大成功。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副主席马俊如

  拥有核心技术固然是竞争中的利器,但技术创新需要大规模的财力、人力甚至是时间成本的巨大投入。这对于“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尚且是一笔可观的支出,对于大多数基础薄弱的中国企业来说,谈技术创新往往很“奢侈”。

  回顾中国过去28年来的发展之路。我们今天来看创新不仅仅需要“目光向外”,向国外学习,实际上我们自己以往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过去的28年里,中国从非市场性国家走向市场性国家,从一个区域性国家走向世界大国,从农业为主的国家成为了世界制造业最为密集的中心、一个制造基地,一定有很多创新。如果没有创新,不可能做得那么好。

  比如,在中国已经实践多年的 “虚拟规模”,到2005年才被美国提名为10大管理创新的观点。简单说就是靠自己建大工厂做大单、降低成本已经不是出路了,因为供货需求一旦降低,大工厂的大量设备会闲置。而虚拟规模生产就避免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两万条领带的订单,一家工厂一天只能生产200条,但是他仍然可以接这个单,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工厂有生产两万条订单的能力。通过虚拟规模整合订单,“不可能任务”完成了。这就是中国的发明。单个个体没有资源、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大家“扎堆”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能力。  《首席财务官》杂志社出版人兼社长田茂永先生对此也深为认同。他认为,创造并不像理论界和学术界讲得这么复杂,一个生动的例子可以佐证:

  纯粹土生土长的电池大王比亚迪在很短几年里把全世界最好的日系手机电池生产厂家打败了,其成功并不源自复杂的技术。在通过充分调动低成本的国内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上,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将传统生产线改造为可生产多种品种的“半自动生产线”,随时可以按需组合,很快就使投资巨大但往往只能生产一种产品的日系自动化生产线全线溃败。作为美国工业之父的福特,其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实现了汽车的规模化生产,提出了著名的“流水线”概念。换一种做法,也是创新。事实上,这种创新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大量的投入,也不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给与什么保障和优惠。可以说,企业的创新机遇无处不在。

  “会计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方法,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具备调整各个阶层关系的机制。判断它是否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其能否推动进步。”

  ——陆正飞

  首先,新会计准则体系体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的趋同。这一次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95%程度上是完全趋同的,只有两个方面存在差异。

  1.一个是关联交易的定义。有着共同爷爷的孙子全是管理方。所以我们不接受这一条。

  2.资产减值准备可否转回。

  第二,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这使得资产反应比较符合实际。

  还有,投资性房地产也可以用条件引入公允价值。

  另外,非货币性交易也可以引入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引入带来的潜在影响:

  1.会计账面反应利润会有波动性。特别是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企业,比如说中国人寿,手中持有股票的涨跌会反应利润或者是损失。不仅仅是使得账面更加波动,对绩效评价和利润分配会带来极大困难。

  2.对税收也有影响。

  3.鼓励企业兼并和对外投资。用公允价值,账面会得到充分的反应。用新的准则会反应更好的溢价和利润,使得账面更加好看。

  第三,新会计准则规范了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等重大会计事项。

  第四,新会计准则规范了新的会计业务,将原有表外项目纳入其中。

  第五,一些特殊行业的会计准则都得到了规范。这一点带来的潜在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以前我们一个集团企业,跨10个行业需要用10种会计制度,就像10个人用10种语言说话,造成了混乱和不规范,现在这样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第六,资产减值。过去六年里面,允许资产减值,提了之后允许转回。于是很多上市公司利用以前准则特点,今年提一大笔损失,明年转回做成盈利,这样实现了各自年度的目的。新准则要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利用减值准则转回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第七,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这也是这个新会计准则变化非常重要一个方面。新准则区分了“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研究”阶段的支出依然进入当期损益,而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资本化,分年摊销。

  新准则的规定会提高企业本期业绩。当然会对未来的利润有影响。

  开发费用资本化,是选择性规定不是强制性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时候可以资本化,但是符合资本化的时候可以不资本化,继续计入费用也可以。这就给了企业选择权,有了盈余管理的工具。

  这一改革主要体现了对科技创新类企业的政策扶持。可以减少企业本期或者短期财务负担。

  第八,披露要求更为严格具体。

  1.引入每股收益、分布报告等披露要求。

  2.针对金融工具,要求披露承受的金融风险的具体信息。

  3.针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要求披露重要会计政策和重要会计估计的确定依据。

  4.新准则假定所有关联交易都是非公允的,企业欲证明其公允性,必须提供证据。

  这些变革的影响在于:

  1.将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透明、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2.鼓励企业整体上市,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

  第九,准则规定更为具体。

  1.金融资产划分为四类,可以以管理层意图为基础,但一旦划分就不得随意变更。

  2.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必须以单项资产或“资产组”为基础,测算其未来现金流、并披露预算所依据的关键假定和依据、估算基础、折现率等信息。

  3.公允价值确定依据。

  上述规定显然对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上市公司,外表光鲜,但是内部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基础信息采集非常缺乏合理的程序。现在既然要求我们披露那么多基础信息,我们就需要通过内部管理精细化来解决这一问题了。

  创新雨点之三:“竞争中合作”的创新模式

  在今天这个资讯开放的时代,创新者应该具备更为前卫的创新理念。闭门造车的成本往往高于合作中的互相扶持。创新的过程可以是开放的,而成果也是可以分享的。在创新上,“独乐乐亦不如众乐乐。”

  新的创新态势恐怕不能继续沿袭以往简单地以市场换技术、换管理的模式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管理、技术的全面“依赖”必将导致我们在全球竞争环境中的被动局面。张景安认为,我们的企业要做的是与国内竞争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竞争中合作。

  1976~1980年,日本政府曾组织六家公司和研究所联合开发当时在国际上认为非常先进的1微米电子芯片技术。日本政府要求研究所联合起来做这件事情,企业出一半的钱,政府出一半的钱,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征求企业意见的时候,企业不同意,六家企业里面有索尼、东芝等等,他们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老死不相往来,现在让他们一起共同开发一个目标,显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政府认为,企业在市场上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可以分成两部分:技术是大家共同需要的,有了技术之后做成的产品各显神通。

  就第一部分而言,技术既然是共同需要,那么大家就联合起来。如果不联合,任何一家公司想在世界上,特别是和美国公司在芯片方面竞争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1976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那时候他们跟美国相比技术上有一定的差距。日本政府告诉他们:只有联合才能取胜。日本六家公司对政府的信赖观念比较强,虽然他们没有完全想通,但是照做了。现在的结果说明,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

  利益冲突的双方,特别是企业能够联合起来做技术开发,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双赢”和“共赢”模式的前奏。

  创新雨点之四:创新动力

  “创新通常是逼出来的。没有内部的压力是不可能有大的创新的。国内经济形势很好,现在中国创新是最好时机,因为压力存在。”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创新”听起来有百般好,但没有实际的利益驱动,企业是很难把有限的资金用在 “看不清未来”的创新上的。而企业竞争环境的变化为创新提供了“必须”的压力,同时也成就了创新的动力。

  第一个压力来自汇率升值。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小幅度升值对我们利大于弊。 “利”来自于升值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升值就是告诉企业,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都要认识清楚,今后要在国际上打开自己的局面,就要依靠降低成本,要依靠产品的创新,要依靠建立品牌,要依靠加强管理。不能像过去那样“躺”在人民币错误、扭曲的价值上。这种压力对企业有好处,迫使它要创新,逼着它走。

  第二,WTO过渡期已经结束的压力。前一段过渡期内的一些保护性措施现在没有了。这时候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只有靠自主创新解决问题。

  第三,目前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越演越烈。现在要到国外去,日子不太好过了。

  所以创新是逼出来的,是压力“压”出来的。每一个困难都是压力,每一个压力都能够推动企业的创新。

  此外,从政策上也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都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机遇。

  厉以宁指出,所谓“新经济”,就是技术创新加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光有技术创新起不了大作用。而中国的基本市场历经了20年的变革,正在走上正轨。这同样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机遇。

  创新雨点之五:创新是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为我们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处理发明跟引进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根据最基本的哲学原理,世界是运动的、变化的,不能静止地对待已往的成功经验。商界亦然。但不会审时度势的抱残守缺固然必将导致一败涂地,在现阶段高谈“创新”的时候,如何处理引进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是否可以就此判断“引进时代”是否已经功德圆满,该全身而退,而“创新”正该粉墨登场,还是应该谨慎地权衡得失,两者兼而有之是值得作为企业高管的CFO们在作战略决策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竞争力。而竞争力不是一个技术的概念,竞争力是一个成本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技术来创新比自己发明成本要低,所以能引进的要引进,引进更务实。

  但引进以后产品要更新换代的时候,或者只剩下一两个核心技术没有引进也不可能从国外获得的时候,就需要投资研发了。总之,用最小的成本作最大的事是保持竞争力的基本原则。要有选择地发明或引进模仿,而且在引进和模仿过程中,也要有自己创新的意识。

  创新雨点之六:创新的制度

  “创新不仅仅是指新产品、新服务等等,其实创新必然包含了一些制度方面的需要。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林毅夫

  创新首先要有资本才会有载体。在企业层面进行创新,必须要求超乎企业层面之外的,包括国家金融制度的创新。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发展早期的资金,通常都是自有资金,慢慢资金来源变成银行,变成股票市场等等。因此,随着技术创新对资金规模要求的不断变化,以及风险性的不断提高,金融体制必须要有所创新来满足创新的需求。

  此外,法律方面也要有所改进。从事创新,失败的比成功的多,成功有很好的回报,大家才愿意承担失败带来的风险。所以法律保障等系统要不断完备。

  同时,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总是需要有人去推动和实施。而现代化过程的教育必须适应创新对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