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金融资本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重要筹码资本市场改革正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将集中优质资源投向大型央企，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打造了一个“蓝海战略”。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无不与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定位有关。中央政府希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实现对实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更好的治理，进而在新形势下巩固国家经济基础。
两大寡头决定国有资本控制力
国有资本的壮大，是要形成对私人资本绝对的竞争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垄断竞争优势，以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定、可靠。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而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这些目标，是“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
这个大战略的背后是什么呢？这是从中央层面开始的一场对于政府如何更好实现对经济的推动和控制的改革。或者说，是一场政府权力对于经济影响力的实现方式，以及股价如何更好地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改革。
这面临着一个瓶颈——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是执政基础。进一步改革政府权力对于经济的控制，会不会弱化这个基础？如果国有资本疏离于政府的控制，其安全怎么保障？显然得有一个政府信得过、又能够游离于政府和市场、遵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正在酝酿中的“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类似于实业领域中的“淡马锡”式的集团公司）。
今后国有资本的运作模式，很可能演变为两个寡头分兵而治的局面：一个在金融领域，横跨银、证、保，形成金融控股集团，代表国家持有主要金融企业的控股权，但主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资本运作，不过多干预具体的日常经营。另一个，在实业领域，统领所有大型国有企业，从出资人和控股股东的角度，进行国有资本的运作。
在此，两大寡头承担了出资人和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而相关部委，则可以明确自己市场监管者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出现角色混乱的问题，同时也影响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市场的权、责、利，通过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分离和明确，也确保了国有资本的安全。而这两个寡头，一个是已经露出雏形的中央汇金公司，另一个，则是未来国资委旗下的某个机构（甚至可能就是国资委本身）。
金融资本是强势的国际通用语言
任何大国的崛起，即是一个逐步被人认可、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准大国”适应游戏规则、掌握游戏规则，从而参与制定，甚至主导游戏规则的过程。其间必然充满了斗争和博弈。
国家关系的核心，依然是国家利益。中国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列强的利益关系，就必须抓住对方关切的核心，寻找乃至创造彼此利益的共同点，并且不断地将它做大，令对方不得不接受，进而成为这个高级游戏的参与者。
这一手段，历来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所惯用的。如果说，此前的大国崛起要靠武力这种硬实力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则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这种软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软实力，都应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此前是“大炮巨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政策，而现在则是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国家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要挤进“大国俱乐部”，特别是要以和平崛起的姿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就要掌握金融资本这个国际的“通用语言”。
实际上，在当今社会，金融资本是比“大炮巨舰”更具影响力的武器。苏联没有败在“核大棒”之下，却倒在了西方的金融资本面前。对于这一点，遭受西方打压的中国也同样感触颇深，甚至有切肤之痛。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金融资本就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大炮巨舰”、是“冷战”时期的核武器。拥有了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大国，才能被国际强权所认同、接受，才能在他们的“大国游戏”中争得一席之地。
今天的中国要想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再迈进一步，就必须掌握并且做大当今的“核武”和“通用语言”——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还为缓解贸易争端和冲突，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比如在中美之间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如果拥有一个成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使中国在有关谈判和政策博弈方面更加自如，而且一个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还是中国用来换取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重要筹码。
总之，做大国有资本，壮大金融资本市场，进而提升中国的产业形态，优化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中的竞争地位，是当今中国以一个大国姿态，追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
做大金融资本成为和平崛起的手段
要实现大国崛起，特别是中国所希望的和平崛起，为什么一定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而非我们现在所擅长的生产、加工和制成品贸易（毕竟资本运作历来不是我们的长项）？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持续发展，必须在国际市场寻找自己新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想高速成长，就必须扩大国际市场，拓宽能源、原材料的来源。而这必然会改变既有国际势力的版图，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招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根据自身特性，以做大金融资本市场的和平崛起方式，参与到国际利益的重新划分中。这既可避免与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发生正面冲突，也可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减少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成本。
第二，中国现在过多地依靠低端制成品大量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与和平崛起的战略产生越来越多的摩擦，有必要进行调整。否则，不仅国际社会不能长期接受（无论是从争夺销售市场，还是争夺能源原材料的角度考虑），而且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需要。任何一个真正的大国，都不可能建立在对出口贸易单一、畸形的依赖之上。
因此，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逐步减少对外贸的过分依赖就成为必然。作为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替代，也是为了从更高的产业形态上，加强对国际销售市场和基础能源、原材料的控制，大力发展金融资本市场就成为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手段。
可以肯定，中央政府把巩固国家经济利益的希望寄托在国有资本（蓝筹股）的做大做强上，进而把多方面资源向其倾斜。资本市场监管层则需要打开制度空间，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化改革，令蓝筹股在得到政策、资源扶持后，能够有一个稳定、健康的上行通道。
现在，为股权分置改革画上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轻装上阵，迎接2007年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已成为资本市场监管层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