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99年“黄金周”制度，至今已经八年了。长达八年时间，让人们习惯了的只是假期带来的欢愉与舒畅，但也足以让人们淡忘这一制度诞生的初衷。
当初设立“黄金周”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让大家获得集中休假，而是在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政府期望通过调整假期安排，实现居民旅游、购物等消费开支的增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多年的长假经验表明，“假日经济”对拉动内需并没有太大实质效果。
数据统计显示，长假带来即期繁荣的前后往往是消费的萧条期。假日的商业促销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刺激部分居民的消费。但就整体而言，无非是把预期利润从一个商家手中转移到另一个商家手中，把彼时彼地的消费者吸收至此时此地而已。在需求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多数消费者平日里积聚的消费能量在某一时间段内集中释放，造成淡旺季泾渭分明的现象。换句话说，长假只是把社会的消费结构“挖了个坑”，然后换个地方堆了一座山，而总量并不会因为迁移而发生任何变化。
因此，长假的经济拉动效应应该体现在增量消费上，也就是体现在民众平时不舍得花费的开支上，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然而，在这一标准之下，长假充其量只是促进增量消费的催化剂，并非决定因素。
其实，导致“假日经济”不能奏效的症结，在于民众不敢敞开自己的“钱袋子”。在社保体制覆盖面偏低、社保分配不公问题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广大民众不得不为购房、教育、医疗等事宜储备一定资金。由于预防性需求的挤占效应，民众用于娱乐、休闲与购物的可支配收入总量大打折扣。
据统计，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上年增长12.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上年增长10.2%.居民的财富是增长了，但却并没有进入消费流通领域，而是多以储蓄形式流回银行。统计表明，2006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6158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0544亿元。同时，居民的这些储蓄又多以“活期”形式存在，导致我国银行储蓄活化率达到了1/3，在国际上处于偏高水平。
有钱不花，并以回报率最低的活期储蓄形式存放实乃广大民众的无奈之举。民众目前尚需为基本生计担忧，休闲娱乐的心境自然比较淡漠。以养老体制为例，我国当前基本养老的覆盖率仅为16.7％，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偏低的基本养老金覆盖率表明其公平受益的功效尚未实现。而作为具有激励功效的补充性养老基金和企业年金，却在电力、石化、石油和电信等垄断行业积累了上亿元。这种不公平的保障分配体制挤占了其他行业民众的利益，将多数民众隔离在平等受惠的玻璃门外。由此，民众只有未雨绸缪，将收入积攒起来，以消除后顾之忧。
事实上，我国长假制度的推出是效仿日本。日本“黄金周”之说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日本各地可实行从4月29日至5月5日的连休。连休日制度为很多日本国民提供了出国旅游和参加各种现代文化休闲活动的机会。或许是日本“黄金周”的繁荣引发了我们效仿的愿望。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是日本国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日本政府不仅制定了弹性的福利政策、家庭政策，还制定了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大分担了民众负担。虽然日本的保障制度还未达到十分健全的地步，但我国的保障体制与之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犹如“聚沙成塔”一般，民众抑制了平日的消费以满足假日集中购物、旅游心愿。假日经济实质上未能触及拉动内需的根本目标。究其根源，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诸多欠缺使得“假日经济”失去了应有的根基，最终只是成为了一座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