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笔者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部从事研究工作，该组织的总部在巴黎，也因此具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当时欧洲正处在欧洲经济统合的关键时期，欧盟和欧元这些成果也都处在取得成功的最后阶段。人们情绪高昂，笔者也因此获得了许多机会与欧洲各国经济学家讨论欧洲经济统合成功的基本原因。给我印象最深的结论之一是，法国和德国的合作是欧洲经济统合成功的关键。
当时，一些亚洲经济合作才刚刚开始。我们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开发银行倡导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以来，日本、欧美、东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先后介入了该地区，形成了几个较有影响的合作机制。而中国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合作机制，如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和湄公河委员会等。
同样在笔者工作期间，OECD与亚洲开发银行有过一次重要的联席会议，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关于当时亚洲经济合作的尝试。在会上，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特别介绍了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的进展，但亚洲经济统合的话题竟引来一位OECD高级官员的极大质疑。这位官员的基本观点是，欧洲的经济统合是极其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主要欧洲大国，特别是大陆欧洲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妥协与合作，以及纯熟的政治运作能力，而这些因素在亚洲并不存在。
这一段经历给笔者带来了一些心理阴影，因此对于亚洲经济统合的前景始终缺乏充分的信心。但在随后的年代里，亚洲经济统合的发展却比人们的预期发展得快。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现已进入项目实施阶段，并成为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及投资的新热点。这一地区处于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部，在自然资源开发、市场潜力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来，一直高度重视这一区域合作，并在参与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而另一方面，日本一直是湄公河开发的重要捐助国。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向东南亚大举推出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对湄公河流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随着亚洲开发银行推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计划，日本也加大了参与力度。同时，日本还积极要求参加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并已获准成为该合作机制的核心国。
因此，笔者对亚洲经济统合的信心有所恢复，但主要国家之间的妥协与合作仍不失为经济统合的关键因素，在欧洲是法国和德国，在亚洲则应该是中国和日本。
与此同时，我再次有机会和欧洲经济学家讨论经济统合的问题。但此次却是欧洲经济学家饶有兴致地问我关于亚洲经济统合的前景了。当我重复了10多年前那位官员对亚洲经济统合的怀疑态度后，欧洲经济学家的反应却是令人惊奇的简单。他们认为，在欧洲历史上主要国家之间具有更长战争的痛苦历史，因此历史的恩怨不应成为今天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障碍。
看着亚洲经济合作的发展，以及一些关于亚洲统一货币建议的提出，人们开始对亚洲经济统合逐渐乐观，但是考虑到欧洲经济统合的基本经验，同时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和日本“政冷经热”的局面，不免让人对亚洲经济统合的前景存在一些困惑。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中国和日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方打开政治僵局对于亚洲经济统合的重要意义。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亚洲经济统合将会造福于亚洲各国。虽然不能由于最近中国与日本政治关系的“解冻”就对亚洲经济统合的前景过分乐观，但至少我们的悲观阴影正开始慢慢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