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外经贸合作规模日渐增大，不仅金额在不断上升，地域覆盖面也在不断延伸。目前，对外经贸活动已经涵盖了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由此，不少外向型企业的主要风险已由经营性风险，逐步转为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风险，其风险成本也在迅速递增之中。
国家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也可能更大。局部区域的政经危机及贸易摩擦有可能引发的国家风险，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新贸易风险因素之一。
现在，我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及地区外贸准入门槛较低，市场潜力巨大，对我国商品的需求程度相对较高，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在当地居民中广受欢迎，为我国企业向外拓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但是，由于受地缘政治影响，某些国家及地区政局动荡，经济变动频繁，因而，那里的风险成本也相对较高，不能不引起相关外贸业界的关注。
以我国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12月公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例，在它的九级风险级别机制中，级别越高，风险则越大。报告所列的数字明显可以看出，某些“敏感”地区的国家风险程度相对较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风险指数相对较低。通过对这些国家风险因素的分析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及地区所处的水平及发展趋势，它为我们企业外经贸活动的决策者提供了适时的预警。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过，所谓“国家风险”也不能一概而论，它并不一定代表了企业所面临的实际贸易风险程度。现实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风险，都可能涉及到多层面的复杂原因，涵盖各种状态，它们是一些内在因素和外在关系的复合型概念。因此，也很难说，发达国家的市场就一定比较安全，而某些“敏感”地区的贸易风险就一定特别大。
以江浙一带不少商人的贸易实践为例，在对风险特高的伊拉克、阿富汗及中东一些国家的贸易活动中，获利颇丰，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风险越大，也许意味着机遇也越多。所以，每一特案都有其不同的背景，都要求我们对该特案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研究。
由伊朗“核僵局”引发的忧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某些国家曾将另一些国家列为“另类”，其中就有一些是中东或西亚的穆斯林国家。不言而喻，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成本，会因为贸易风险成本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况且，这种风险成本的提高可能不会是短期的。
最近以来，伊朗因“核僵局”而面对一些国家的堵截。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最新决议，对伊朗采取部分制裁措施。现在，又有可能提升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加重了业内人士的忧虑。
业者应采取的结汇预警措施
因此，贸易商对某些“敏感”国家进、出口业务的结汇安全问题，是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实际交易当中，我们应当力求做到以下几点，以防范于未然：
（1）在经贸活动中，与某些国家的交易谈判，在合同中应坚持使用欧元，或其他硬通货，避免使用美元结汇。坚持要求使用即期信用证项下的结算方式，而尽量不做远期信用证结汇（做远期信用证方式，难于预料将来可能的风险）。如果是出口业务，该信用证是由某些“敏感”国家本土开出的，则要求其由另一家世界公认的境外大银行作为保兑银行，从而保障收汇安全。
同时，业者必须仔细审核信用证的各项条款，对于信用证载有的一些不能预测的风险或理解上有模糊的条件，一定要求对方修改或删除，不能粗枝大叶。并认真履行信用证的各项规定。做到单证相符，单单相符，严格按信用证条款执行，不可存投机取巧心理。
（2）如果信用证规定有偿付行的话，则需要有偿付行的“确认付款电函”（即，要求对方有充足的准备金）。而且，偿付行所处的国别，须以进口国最近的政经形势而定。如果是一些特别“敏感”国家开出的信用证，则可以考虑选择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大银行作为偿付行，以确保安全收汇。
为了安全收汇起见，如果已经做了远期信用证项下的外贸业务，可以向银行或其他金融单位叙做远期外汇买卖（包括福菲廷业务等），从而转移风险，减少本身的压力。
（3）目前，为绕开美国的经济制裁，伊朗等国开出的信用证，一般多由北美以外地区的银行作为开证行，及北美以外国家的进口商作为开证人，最终目的地却是伊朗或中东的一些港口（也就是说，通常利用这些“敏感”国家及地区以外的第三国作为交易的发生地）。这样的做法，多年来一直行之有效。但是，随着伊朗“核危机”的加深，虽然在各方努力周旋之下，仍难于达成妥协，在联合国可能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的形势下，各国的贸易政策也可能会做相应调整。况且，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及负责任的贸易大国，有必要局部利益服从于全局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根据国际风云的最新动态，及我国近期的外交、外贸政策，对本企业的贸易取向做出相应的对策，以避免陷入不必要的被动局面；
（4）在出口业务中，不可听信于某些进口商或中间商的花言巧语，坚持不做“托收结算方式”，特别是“D/A 远期”。因为形势及政策在不断演变之中，相关政策有可能进一步调整。还有，一些进口商或中间商也有可能依据最新形势变化，随时以各种借口不履行合约。在实务中，此一状况屡见不鲜。
（5）在出口业务中，要求通过欧洲、俄罗斯、我国香港等地的中间商开出信用证，以银行为后盾，保障性较大。但是，现在银行间的通讯联系及款项拨付是建立在SWIFT平台基础上的，对某些“敏感”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虽然可以采用非美元结算方式，但是，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果真采取更深一层制裁措施的话，也很难避开结汇上的风险。届时，一些国家的银行在对这些“敏感”国家及地区的贸易付款中，也有可能采取一些区别措施，我们亦不能不有所顾虑。
（6）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贸易活动中，外贸企业在出口业务中应尽量采用“前T/T”结算办法，也就是说，等收到了货款以后再发货；而在进口业务中，则采用托收结算办法。换言之，等对方发了货，进口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样的结汇方式，可以一定程度地化解本企业的结汇风险。
（7）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前的形势下，采用货易货贸易方式较为安全可靠。但是在具体操作上，须考虑贸易伙伴的背景及实力基础，并且，有必要了解中间商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资信。同时，必须按规定的法律程序办，千万不可存在投机取巧心理。因为在近几年来的外贸业务往来中，由于中间商从中“做手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程序，从而引发的贸易纠纷，甚至索赔理赔的案例屡有所闻。
（8）注意市场动向及调查研究，认真制定价格政策和严格对外报价。在报价中，须充分考虑收汇风险等风险成本因素，将此一风险打入成本之中，坚决杜绝为开拓市场而低价销售。还有，一旦因贸易纠纷而产生争议时，应当及时与当地的贸促会、商会、银行和我国使领馆的商务处等单位取得联系，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9）续做出口信用保险，是应对某些国家与地区出口收汇风险的最有力屏障。但是，目前我国外贸企业普遍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多数出口商品没有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特别是对于那些“敏感”区域的国家风险。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家对企业任何形式的直接出口补贴都在禁止之列。而受国家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险，则是符合国际规则的，并一直成为各国促进本国进出口业务的有效手段之一。现在，利用我国的信用保险机制来化解企业的收汇风险，已经成为政府替代原有支持出口政策的重要方法之一，必须要引起相关业者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