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是得瓜还是收“豆”，其中涉及因素众多；同理，在高质量会计准则与高质量会计信息之间，也存在很多类似因素，其中便有“栽培”、“营养”等因素——激励制度、监督机制等。正视激励制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新会计准则发布之后的执行情况。
可以预见，假如说真话——无论是好是坏——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奖励或惩罚），那么人们普遍都会说真话。然而，现实环境并非如此，假话大行其道，因为假话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
就上市公司而言，可能说的假话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财务报告造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什么会造假？利益激励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数字化生存
现代社会的运行和管理离不开数字。
上世纪90年代，《数字化生存》一书非常畅销，该书从计算机的存储数字角度来讨论社会现象。对会计从业人员来说，会计数字在现代社会几乎无处不在。民谚云：亲兄弟，明算账。其实，就是会计行为的一种体现。
而在资本市场上，最核心的数字来自财务报告。包括股东、资本市场、管理层、监管方等多个不同的利益团体，都盯着财务报告，并从中寻找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从财务数字角度来诠释，数字化生存也同样具有普遍意义。
黄仁宇在他的大历史观中提到了“数目字管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管理离不开数目字，特别是反映经济活动情况的“数目字”。而从资本市场角度看，最关键的数目字应当是综合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等的财务报告数字。
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市场上，企业财务报告数字才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
财报三种承载
企业财务报告数字所负的“不能承受之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情结。
我国资本市场从建立开始，监管部门就以ROE为标杆来监管上市公司。从《证券法》与《公司法》起，任何公司如果需要上市，都必须满足ROE不低于10%的门槛要求；公司上市之后，如果要申请再融资（配股或增发），ROE也需要达到某一既定的水准；最近几年，尽管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ROE的要求略有放宽，但是，ROE的地位并未因此而稍降。比如，国资委2003年底发布的《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将ROE作为两个基本考核指标之一。于是，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的国有企业，都存在较强的利益激励去提供一个高ROE的年度报告。如果公司实际经营业绩不能保证一个高的ROE，公司管理层当然有冲动“亲力亲为”，做点“纸上功夫”。
二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考核与评价，也离不开年报数据。
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对上市公司的压力非常大；鉴于我国资本市场中日渐成熟的分析师制度，预计在未来也会对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产生较大压力。同时，我国市场上目前编制的各种上市公司业绩排行榜，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同样产生压力。因为无论排行榜怎么“编排”，年报数据都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与依据。显然，任何一个管理者都不愿意自己所管理的公司在业绩排行榜上占据“孙山”之位，或与孙山为邻，因为这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他（她）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与身价。
三是资本市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任何与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消息都会体现到股票价格上来。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从长时窗看，决定一个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主要是该公司的财务业绩。而从年报发布的时点看，公司的报告业绩与股票价格的关系也十分明了：一个公司如果报告了一份让市场“惊喜”的业绩——比市场普遍的预期要高，那么，市场就会通过提高股价来奖励公司管理层；反之，如果公司提供了一份让市场“失望”的业绩——比市场普遍的预期要低，市场同样也会压低股价，传递市场“失望”的情绪与信号。
股改后的新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过去一直是股权分置：平均而言，大股东拥有超过60%的股权，但这部分股票不流通；小股东拥有的是流通股，但他们通常没有决策权。这种状况会产生很多弊端，这也是证监会等政府部门致力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说谎”与激励角度看，股权分置改革前，股价上升对大股东没有激励作用，因为股价上升对大股东的财富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反过来，当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大股东的股票锁定期解禁之后，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有理由相信他们主要是大股东的代言人——便新增了一种利益激励去“打扮”年度报告：为了大股东的财富。如果相应的法律风险不高、监管不到位，可以预见，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果，特别是对会计信息质量改进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联，我国资本市场目前正在推进另一种形式的改革：给管理层以股权激励。从国际范围来看，授予管理层相应的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增加股东财富。然而，无论股权激励的合同如何签订，都无法绕开会计指标。
比如，2006年10月，中兴通讯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发布后的第一份A+H股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这份计划的覆盖面较宽，一次性向3414名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授予4798万股A股股票，有效期是5年；业绩考核条件为，中兴通讯2007、2008和2009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个条款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配股的要求相似。正如同证监会的配股要求导致上市公司为实现ROE不低于10%而发挥“聪明才智”一样，我们可以预见，假如未来三年电信市场出现重大转折，导致中兴通讯不能达到ROE10%的要求时，公司管理层很可能会“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想方设法实现10%的要求。
这一现象可以从TCL上得到印证：TCL上市之前的ROE都非常高，按照上市公告书，2000至2002年的ROE分别是23.07%、18.34%与22.35%；TCL于2004年1月上市，2003年的ROE仍然偏高，为25.21%；但2004年与2005年却分别降为4.49%和-6.52%.究其缘由，除了国际化带来部分损失外，没有了来自高ROE的激励效应，应当是可能的解释原因之一。
综上可见，正视激励制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新会计准则发布之后的执行情况。
强调：
当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大股东的股票锁定期解禁之后，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有理由相信他们主要是大股东的代言人——便新增了一种利益激励去“打扮”年度报告：为了大股东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