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我国移动通讯的真正起步是在第二代数字通信发展阶段，一些国内企业模仿研制出自己的GSM设备，但仅获得了5%的市场份额，近5000亿元被国外设备商赚走。另外，因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占销售收入的15～20%，使中国庞大的设备市场利润集聚在国外厂商手中。如果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3G核心专利而采用WCDMA或CDMA2000标准，就要向22家公司和高通支付巨大的专利成本。
大唐集团一开始就将中国自主创新的3G标准作为技术战略，这使得其前期发展过程困难重重。大唐作为国有企业，承担了这项短期内没有市场化基础的任务，历时八年之久，这在市场经济中是个很耐人寻味的案例。
中国的现代通讯业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程控通信设备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迅速。国内企业对于移动通讯的模仿创新，最终使我们在3G诞生前夜拥有了自己的国际标准。这是从1998年至今酝酿了八年的果实。
国内的市场饥渴造就了华为、中兴、大唐等一批骨干企业。从程控设备、互联网接入到无线移动通信设备，这些企业技术追赶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借助成本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大唐电信集团作为这颗果实的守望者，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中国3G产业链基本形成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给了中国一次参与制订3G标准的宝贵机会，中国提出的TD-SCDMA被认可为下一代国际三大移动通信标准之一。这意味着电信工业将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为制造商和运营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为半导体、微电子、设备制造、原料、精密仪器加工、芯片、软件等配套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引擎，并以此为契机摆脱跟踪、模仿欧美技术的被动局面，实现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技术创新。
1998年，大唐集团代表中国提交了TD-SCDMA技术提案。其后，大唐和西门子合作开发出TD-SCDMA系统。2000年，该方案被国际电联批准为3G国际标准。目前，围绕TD-SCDMA的产业链基本形成，大唐、中兴、华为、普天等主要国内电信企业与西门子、北电网络、飞利浦、三星等国际知名公司已就位。在系统设备方面，通过“大唐、阿尔卡特”、“华为、西门子”、“中兴、爱立信”、“普天、诺基亚”等中外合作模式，实现了在技术、规模生产以及营销服务的优势互补。大唐、华立、联想、夏新、海信、波导等企业已开发出20多款TD-SCDMA手机终端产品，大规模商用网络正在建设。
TD-SCDMA采用了独特的智能天线和软件无线电技术，产权掌握在大唐集团手中，这两项创新使得更新换代通过软件的升级就可以实现，比其他两项3G标准的升级成本低15%～20%.频谱利用效率是其他3G标准的2倍，而且消除了WCDMA的呼吸效应和CDMA的干扰，接入质量更稳定，也是唯一可以全球漫游的制式。TD-SCDMA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从研究、提交、商用产品开发到产业化测试等各个环节全程参与的技术标准，包括芯片在内的关键环节都已实现了自主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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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向价值链高端挺进
国际接纳中国TD-SCDMA标准，这被视为百年来中国电信发展史上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长期滞留在低附加值环节的现状得到根本改变。八年黑暗中的摸索终见曙光。但是，如何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带动一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实现腾飞仍要经历重大考验。以大唐为龙头的中国企业已占据了TD-SCDMA技术优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唐是否能占领价值链高端已不重要。有关方面应抓住这个不可错失的良机，扩大TD-SCDMA产业联盟，激发更多的本土企业投入到创新中来，带动一大批企业攀上移动通讯产业价值链高端，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共同登顶。
八年苦战成就中国标准
大唐成为TD-SCDMA的领头羊是出于偶然。1991年，高级工程师李世鹤借助江阴市投资的300万元开发了第一代模拟移动通话终端，后来这项技术又在邮科院（大唐集团前身）和CWILL合资的信威公司里孕育出了SCDMA样机，其中的几项核心技术构成了TD-SCDMA的雏形。
在与信威合作失败后，李世鹤加入大唐中研院。为了克服困难，他找到西门子合作，继续开发3G技术。当时作为电信研究院直属的大唐缺乏核心产品和有效机制，将TD-SCDMA看做改善经营、提升产业地位的重点。当时的相关部委对于这个项目没有深入了解，但认为可以在与国外谈判时将其作为降低专利费的武器，便支持大唐继续研发自己的标准。1998年，该技术方案以国家名义提交国际电联。
当时，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为确定3G标准争吵不休。TD-SCDMA相比这两种标准还显得不够成熟，但欧美两大阵营都想“灭掉”对方而拉拢中国，于是，大唐提出的TD-SCDMA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之一。
2002年，大唐移动组建，全力冲刺TD-SCDMA.由于缺乏测试设备，只能一边开发测试仪器，一边对系统性能进行修正，终端芯片的开发进度也受到影响。大唐自有资金比较匮乏，又缺少上下游企业的响应和支持。研发进程陷入了相当长的低潮期。
要催熟TD-SCDMA标准，需要投入的资金至少在10亿元以上。由于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投资方和员工无法保持耐心和信心，投资人换了几遍，研发团队也纷纷离去。大唐移动投资到项目上的资金是东挪西借凑出来的。在最紧张的时候，大唐集团连办公楼都给抵押融资了。这是TD-SCDMA发展过程中最惨淡的时期。
大唐靠着低工资和高强度工作，拼命申请核心专利，使得在TD-SCDMA的核心专利数量在一年内增加到数百项。在大唐独木难支的关键时刻，有关部委开始采取拯救行动，宣布在3G频谱规划中为TD-SCDMA预留出155M的非对称频段，协助大唐组建包括终端、系统八家厂商的产业联盟，并为联盟的研发投入了7个亿的启动资金。
政府的支持态度使得一些厂商意识到参与TD-SCDMA研发的重要性，大唐、普天、中兴的产品研发速度均大幅度提高。之后，又有重庆重邮、海信、海天天线、展讯等多家厂商加入。到2004年再次进行3G测试时，TD-SCDMA已基本达到组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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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先行者要面对巨大风险
TD-SCDMA的创新取得成功，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假如不是大唐而是其他没有官方背景的企业，恐怕就不会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标准了。国内设备制造商们一直在风险和收益间摇摆，过早进入可能成为先烈，过迟就永远只能做追随者，丧失先发优势。企业在创新时往往缺乏明确可见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只是创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大唐也曾命悬一线而险些功亏一篑。
先行者并不意味着比别人最早获益，也不一定是最后的市场统治者。大唐前期巨额投入，后期为了培育市场不得不与同行和对手分享，而大唐在收获季节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政府在对待类似创新时，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引导和组织国内企业集体突围，是大唐3G自主创新案例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采取高通公司发展模式中国的TD-SCDMA是个充满技术优势和顽强生命力的标准，极有可能成为国际移动通信市场上的最优标准。现有的3G三大标准在核心网上基本一致，中国企业没有太多的专利优势。但在接入网方面，90%的专利都掌握在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而且，大唐在后续技术专利方面有400多项，还将以每年100多项的速度增加，与其他两个国际标准保持同步更新。
大唐作为设备制造商，同时又是标准提出者，让人联想到高通公司。从名不见经传的七人小公司，发展成无线通信领域的霸主，高通公司只用了二十多年，其中包括十年间CDMA项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过程的颗粒无收。直到CDMA成长为可与GSM抗衡的技术，高通公司才开始享受收获的乐趣。
高通公司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是，始终依赖于卓越的前沿技术，将总收入的15%～20%不断投资于新技术的研发，以确保持久领先。它的生存是靠手机芯片的销售和收取技术许可费。
本来，高通公司的业务涵盖上、中、下游整个产业链，但生产型半导体公司的厂房和设备投资巨大，而且无法避免周期性。高通公司选择了将其他业务出售，只留下最赚钱的知识产权授权和芯片业务，全力把好标准设计、芯片开发和业务开发平台设计等三个上游关口。无论制造商如何变换，高通始终财源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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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难以成为高通
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做高通。大唐即使想做“中国高通”，也很难实现。原因如下：大唐没有持续在研发上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在早期研发阶段，只有大唐、西门子在以TD-SCDMA标准开发设备，当时，他们也并非情愿孤军奋战。单靠大唐一家的技术力量无法快速推进新标准的商业化进程，只有更多的设备厂商参与竞争，才会带来性能升级和成本下降。
利益博弈中沉浮的大饼
3G标准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再分配，国内外电信制造商、运营商、大唐和3G联盟伙伴等都是这场博弈的参与者。
以大唐为代表的标准拥有者，由于TD－SCDMA尚未成熟，为争取时间，希望3G晚一点启动。中兴、华为和国外通信设备制造商在开发上已投入了巨资，希望早日得到回报。由于深受国际电信业低迷之苦，国外厂商希望中国早日启动3G，以求在中国市场上抢得更多的份额。欧、美厂商分别希望WCDMA和CDMA2000获得支持。国内厂商希望国家早一点明确支持TD-SCDMA，由于采取何种3G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厂商在科研方向上只能兼顾三个标准，无法对TD-SCDMA进行深入开发。
中移动和联通两家营运商，在GSM和CDMA网络上已经投入了巨资，重新铺TD-SCDMA网络的成本太高，倾向于对现有2G网络进行升级。延缓3G可以进一步摊销在2G网络上的投资。而中国电信和网通等希望能借3G获得移动运营牌照。
不同立场背后的纵横博弈使得整个3G发展过程迷雾重重。为了不失去任何机会，博弈各方除了尽力化解对方攻势，也不得不做两手准备。
另一方面，欧美厂商一直在做营运商的公关，以尽可能大范围地占领组网市场，使得TD-SCDMA单独建网的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小。在这场时间与速度的创新赛跑中，大唐和松散的TD-SCDMA联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但这一环节却恰恰严重缺位。大唐急切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表态，立即结束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众多国内电信顶级企业蜂拥而上抢占高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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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利益才是决定力量
对3G标准这样大型系统的投入，耗资巨大。一步走错，企业就可能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一个纯粹市场导向的本土公司选择走这样一条路，即使想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政府没有明确支持哪种3G标准之前，企业不会开发一个市场前景不确定的东西。
并不是大唐一直反复强调的“中国提出的世界标准”推动了TD-SCDMA进程提速。是市场利益的强大驱动力，成为最后的决定力量。各家制造商对TD-SCDMA进行了前期的产品规划和准备，只等主管部门放出风声，才下决心进行实质性投入。现在，由系统、终端、接入网、芯片和软件组成的TD-SCDMA产业链在不断地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