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资法人银行被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后，外资看重的只能是通过购买股权分享对方市场，内资银行想通过“联姻”抹去自己的历史，开始全新的生活是不现实的。出让银行部分股权获取世界先进技术或理念的浪漫年代已经结束深发展已经热到发烫的程度了。新桥入主是新闻，15亿元贷款不翼而飞是新闻，股改失败是新闻，再次股改还是新闻，甚至连老外董事长纽曼先生下榻宾馆价格的贵贱，也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最近，深发展再度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质疑其年报高达319%的净利润增长是靠少提准备金方式创造的，是“市场的悲哀”。许多机构与学者为此打起了笔墨官司，“保深”与“反深”两派剑拔弩张。
同为证券研究机构，中信证券与国泰君安的分析师解读深发展2006年年报后，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判。中信证券给其作出的8元估值，把深发展牢牢钉在中国银行业的耻辱柱上，深发展就此堕落为中国银行界一个无信义且准备一直无赖下去的后进；而国泰君安将其估值高高地挂在了23元，这个估值水平又使深发展成为激进求变、向零售银行急速转型的新型银行代表，他们不仅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拓展了零售业务、大比例清收了旧账，还在内部进行了困难的薪酬变革……总之，一切都在好转，深发展正在从一块瓦片变为一块值得投资的美玉。
我们有理由追问，哪一个深发展是真的？
新桥：教会深发展资本游戏的过客
在追问深发展的真实面目之前，我们还应该追问，哪一个新桥是真的？作为受到强烈利润约束的私人股权投资机构，新桥似乎没有太多的耐心来给中国的银行界打造出一个百年老店。
说得难听一点，新桥这样的投资基金是资本市场的鲨鱼，他们习惯赚取刀尖上的利润，这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强项；说得好听一些，他们是资本市场的清道夫，通过一系列并购行动，为企业寻找到合适的管理者，最终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他们赚取企业改变前后的差价，投资者得到一家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公司，各方皆大欢喜。
不过，过于理想的美梦通常停留于纸面。事实上，对于新桥这样的投资基金来说，在进入一个企业之前肯定已经考虑好了如何抽身，他们忌讳的是身陷实业，如收购商业银行而真的成为一个商业银行家。新桥先后投资数家公司，虽然有输有赢，但都全身而退，绝不恋战。新桥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控股韩一银行，然后出售给渣打银行获利颇丰，这件事被《华尔街日报》吹捧成经典案例。但据说事实有差，新桥将韩国政府大笔注资的拯救之功归入自己账下，因此，值得重新推敲。
就连克林顿经济高参、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蒂茨在总结上世纪90年代时的经验时，都对美国的投行与基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些机构有时甚至什么也不做，只是等着形势好转时，把银行股份转售出去大赚快钱。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他们什么也不干，经济也总要走出低谷。而在企业无形价值急剧溢价的今天，商誉、品牌等等无形资产将成为主要卖点。
如今，新桥最大的愿望应该是重新演绎控股韩一银行一幕，达到名利双收。
不过，深发展与韩一银行有两点截然不同：第一，深发展在中国银行业的地位并非举足轻重，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的中心银行。在城市商业银行不断涌现的当下，深发展所遭遇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也就意味着，新桥给深发展涂抹脂粉的代价越来越高。第二，新桥入主深发展时，中国并没有遭遇金融危机，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增速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急剧攀升。因此，政府有余力救助国有商业银行，以稳定国内金融市场的大局。与美林、新桥在金融危机后作为援军被请进韩国不同，新桥入股深发展与任何国际投资公司一样，是为了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利。可能当地政府、或与深发展不翼而飞的15亿元贷款案有关的人士会把新桥当做救世主，但这决不代表投资者与中央政府的意见。
正因为股权投资基金并非某一行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也只能借助外力对银行进行梳妆打扮，期望以高价出手。对于新桥，我们既无须恶意揣测，也不必将其当成供应国外银行核心制度的活雷锋。他们是一家投资基金，以盈利为生，以盈利多少决定吸引资金的多少，决定在市场上的座次。
应该承认，由于逐利手段不同，新桥给深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逐利文化。此次年报之争，也显示出深发展的控制者对于利润的极端渴求，他们不顾同行的通行做法，采用了2005年出台的不良拨备新规则，但他们在底线之内行事。
深发展标本价值大于“联姻”本身
新桥进入深发展已有数年。从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来看，入主之初，新桥就设计了完整的资本运作方案，如引入GE等新的投资者，以补充资本充足率，这使深发展摆脱困境，成为国内商业银行新概念与新模式的缔造者。
不过，新桥大概未曾料到，政策风险超过了他们所能想象的极限，这集中体现在15亿元不良贷款案以及股改的过程中。新桥秉承决不承担历史成本的态度，试图强行股改闯关，不料激起市场一致声讨，15亿元贷款成为筹码也一一失效。迄今为止，无论曾经一试的法律途径，还是中国特色的内部博弈，新桥没有取得寸尺之功。
把一切责任推到新桥头上是不公平的，深发展是内地市场造就的金融机构，而不是新桥一手打造出来的。表面上，新桥以低价获得了深发展的控制权，但实际上，他们同时收获了一堆麻烦。
与获得国家资助的商业银行不同，深发展只能靠引进合作伙伴与提高利润，或者发行次级债来满足银监会提出的2007年1月1日达到8%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并尽快申请新的业务。
由于当初没有确定各自所应承担责任的清晰边界，深发展与新桥的联姻时有噪音。新桥在股改问题上的执拗，让深发展无谓地陷入了一场与中小股民与股改政策的大战，中国中小股民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自身利益，新桥却充当了反对者。当新桥宣称自己要为基金的投资者负责时，却忽略了自己应该对深发展的所有股东负责。正是这一无意识的流露，显示出新桥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投资基金管理人，他们无意长期拥有、培育一家商业银行。目前迫于形势，新桥的态度有所缓和。
这充分表明，新桥是深发展历史中的过客，有可能留下很深的印迹，但深发展无法依靠新桥。对于新桥、深发展、地方政府，目前的局面都是过渡期中的一个环节，是权宜之计。深发展开始真正的商业银行历史的时候，将是寻找到新的主人的时候。
深发展是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一个青涩标本，外资主导了一家国内地方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于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价值取向与激励方向不一致，这种模式恐怕并非上选。这一过于激进的方式与深发展沉重的历史方木内圆凿，新桥是风，深发展是巨石。现在两者迫于一纸协议，小心翼翼地携手，迁就对方的节拍共舞。
这一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中独特的一幕，也许以后在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过程中仍将继续上演。但在外资法人银行被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后，外资看重的只能是通过购买股权分享对方市场，内资银行想通过“联姻”抹去自己的历史，开始全新的生活是不现实的。出让银行部分股权获取世界先进技术或理念的浪漫年代已经结束，真实的竞争之门缓缓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