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
中国应该认识到，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不能让别的国家告诉中国该怎么做。
3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自上任以来第三次访华，而敦促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是其每次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3月8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突破7.74关口，以7.7386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保尔森访华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再创汇改以来新高的直接原因。
2007年1月15日，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使中国的物价与工资下降，并导致经济衰退，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他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同时，他提醒中国企业不仅要理性对待知识产权问题，还要重视贸易争端、资本全球化、人民币升值等更深层面的问题。
人民币升值是错误的
《新财经》：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美国、欧盟对中国一直施加很大压力。但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拉特里奇：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贸易问题。不管人民币兑美元的比率是多少，中国依然是世界上产品制造成本最低的国家。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平衡就会被打破，因为发生变化的是贸易中的产品价格，而不是产品的数量。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使中国的物价与工资下降，并导致经济衰退，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中国应该认识到，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不能让别的国家告诉中国该怎么做，尤其不能受别国影响而改变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已经是一个成功者，不要改变现在的发展方式。美国施加压力是政治因素驱使，而不是出于经济、金融方面的原因。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将货币价值固定在目前的水平，而不能屈从于他国的压力而改变。
另外，中国还应继续致力于实现货币可兑换性。这样，在中国，就可以自由地投资全球其他地方的项目。
《新财经》：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您又如何看侍这个问题？
拉特里奇：外汇储备是中国的一大优势。这与美国是互补的，因为中国可以此与美国交换，对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率有帮助。中美两国的贸易事实上是平等的。中国卖给美国100美元的商品，美国卖给中国50美元的商品和50美元的证券，双方的额度是相等的。但贸易顺差的数据中并不包含美国出口给中国的证券。因此，用这种方式来评估经济发展情况是不准确的。我认为问题在于，美国以贸易问题制造政治问题，这才是美国政府不断强调贸易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银行有很多不良贷款，中国有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为中国的银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当其他国家指责中国的外汇储备与贸易顺差太大时，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些外汇储备是用于中国银行的稳定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这对美国和欧洲都有好处。
《新财经》：根据你的经验，在中国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顾问或一家大企业的战略顾问？
拉特里奇：最重要的一点是，运用经验而非书本理论。一个国家迅速发展之时，也正是有经验的人发挥其重要价值的时候。
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被迫盗版问题
《新财经》：美国等西方国家喜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倾销等手段给中国政府和企业施压。您认为中国企业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拉特里奇：这是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导致的问题。快速变化意味着人们将更快地改变他们的工作以及所从事的行业，所以，他们很恐慌。因此，他们会寻求政治方式解决。贸易限制、反倾销等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内部的斗争。斗争的一边是投资者，他们乐于看到中国巨大的投资机会并到中国投资；另一边是美国各行业的工人。制造业正在萎缩，而技术业正蓬勃壮大，且利润率很高，因此，利润率高的产业试图通过保护手段来发展，如保护知识产权、商标及专利等。
在美国，我会告诉美国人：我们现在很多生活用品都是由中国或印度人民发明的。因此，在知识产权这个词出现以前，我们就应该向中国的创造者付费。
美国的知识产权是在一个人均年收入达5万美元的富有市场中出售产品而建立的。比如买微软的视窗软件可能要花300美元，office软件可能要花400～500美元，这个价格对美国市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中国消费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就促使他们被迫进行盗版或购买盗版产品。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收入不断增加，国外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商品价格便宜后，盗版的动机可能也就随之消除了。
未来，中国企业也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企业在技术行业的增长比制造业的增长快得多，如中国IT业发展就非常迅速。再过几年，中国变得更强大后，知识产权就会比反倾销等其他贸易争端更加重要。我想，中美两国最终会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之前肯定会有一些分歧。
中资银行所受最大冲击是管理体系
《新财经》：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自去年12月11日起，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金融业和人民币业务。因此，中国本土银行将面临着来自国外同业的市场竞争。您认为中国的银行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拉特里奇：其实，美国银行和中国本土银行的反应是一样的。本地银行试图通过政府的立法与政策来限制国外银行，这是人之常情。美国银行进入中国，引入训练有素的管理者和良好的商业体系，会与中国本土银行争夺客户，而且大部分外资大银行是通过股票、证券等资本市场去获利。
其实，美国的投资银行对中国本土银行构成的挑战会更大，因为中国的银行靠给大企业贷款盈利，当金融业全面开放后，这些大企业客户可从全球的投资银行获得贷款，会导致银行的大客户很快流失。
中国的房地产等信用市场发展迅速，这对中国的银行来说是个好机会。美国的银行在这一市场赢得了很多获利机会，中国的银行可以从中借鉴经验。
此外，中国的银行还应学会与新客户打交道，新客户包括小公司和普通消费者。
《新财经》：外资银行已陆续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在中国成立法人银行，而它们的定位是服务于高端客户。您认为这会对中资银行有什么冲击？
拉特里奇：最大的冲击是，他们会带来新的管理体系。虽然中国的银行会很快适应全球市场，但培养管理者需要时间，完善信息系统更需要时间。西方银行能很好地利用信息系统与金融理论来测控银行经营中的风险。它们的进入也意味着中国的银行无须从零开始去摸索这套信息系统，如花旗集团进入中国后就带来了具有全球管理经验的管理者和成套的先进信息系统。这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私人股权投资者可能会带来更多价值，西方的福利基金会给他们不断投资而带来长期资本，而中国需要长期资本的注入。
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同时，也对投机者开放了，尤其是货币市场。人民币的升值已经使不少国外投机者将大量资金带到中国，这加大了政府的工作难度。为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政府必须加大监控力度。
《新财经》：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对全球金融竞争格局有具体影响？
拉特里奇：参与全球竞争使中国获得更多投资机会。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美国和欧洲股市来说是利好信息。我在美国就建议投资者保持在股市的大量投资，这样可获得更多利润。
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要大于GDP增速
《新财经》：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有什么建议？
拉特里奇：资本市场本身是一张信息网。资本市场要蓬勃发展，离不开海量信息。为此，中国政府面临着困难抉择。因为要维护政治的稳定性，就要控制信息量；为了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又必须开放信息。飞速发展的网络对信息控制工作是极大的挑战。我认为，完善信息市场将是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美国拥有一个比GDP大得多的资本市场，大约是GDP的13倍，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则小得多。一个大的资本市场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要发展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一定要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的GDP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资本市场要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如果我是中国的企业家，最令人激动的机会莫过于为资本市场的企业提供产品与服务。
《新财经》：那么，中国企业又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拉特里奇：在美国，只有小公司才从银行借钱，大公司并不找银行借钱，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资本市场，这一点不同于中国。我访问中国的企业家时了解到，大企业从银行借钱没有问题，甚至可通过股市等渠道便宜地获得资金，而小公司却为借不到钱而发愁。我对北京海淀区的不少企业做过一些了解，很多小公司有创意、有技术、有人才，就是缺乏资金。资本成为中国中小型企业发展的一道槛，这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去年12月11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开放，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他们将主要关注中小型企业，而非大企业。就像我前面所说，尤其美国投资银行到中国，更意味着中国的大银行将面临客户流失，并因此被迫将钱借给小企业。另外，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也将来到中国。在美国，不超过25%的商用资金来自银行，大部分资金来自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非银行性投资机构。
《新财经》：您认为中国资本对外发展过程中应规避什么问题？
拉特里奇：要了解不同国家商务活动的风险，这需要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当然，资本市场全球化也能给企业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引资机会，并降低成本；二是扩大的资本市场能为中国企业的管理不定期地引入新的信息。
没必要到国外学校专门学管理
《新财经》：您对中国企业家学习并借鉴欧、美等西方管理实践与理论方面有什么建议？
拉特里奇：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比美国更有竞争力。在很多领域，中国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有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最低的通货膨胀率。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出色，所以，你们没有必要送中国的管理者到国外的学校专门学习管理。
我认为从外国公司学习经验的最好办法是，把人才送到国外，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并了解他们。如果我是中国的企业家，会投资两件事：一是把我看好的具有管理潜质的年轻人送到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他们接回来。像美国通用公司，它有一套很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经常把人才送到世界各地，让他们把从各国学到的经验带回企业，企业自然会成功。二是在公共关系方面做投资。中国公司在收购美国企业时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大部分企业都错误地以为他们碰到的只是资金问题，事实上是当地人民的情绪抵触、民族自豪感以及宗教、政治等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甚至中国政府，应该在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方面有所作为。方法是，让一部分人到美国，了解美国文化。中国在美留学生已达100万，他们是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渠道。
另外，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现在，中国应该致力于做阿拉伯三十年前没有做的事情，那就是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怀有良好的印象。那样，在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后，中国与美国就能成为亲密的伙伴。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印象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找出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有效方式，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已经今非昔比。对中国来说，仅仅出口产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要出口中国的文化，尽管这需要时间。
《新财经》：现在中国企业界有一种现象：原来很崇尚西方的管理模式和营销实践，而现在开始重视本土化的实践经验。您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拉特里奇：我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看做是最大的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当美国公司到中国来出售产品时，他们也会遇到中国公司在美国遇到的同样问题。他们不了解中国的顾客，也需要本土咨询服务。未来十年，中国最赚钱的职业将会出现在资本市场，其次就是营销行业。现在中国的商学院发展非常迅速，要真正改变中国企业的管理现状，需要企业家和商学院两者有效结合。
企业家、经理人都应重视商业道德
《新财经》：在中国企业界有“原罪”之说，美国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您对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怎么看？
拉特里奇：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会出现。在美国，叫“洗钱”，就是把非法盈利变成合法利益。美国有合法的行业，也有隐秘的行业。税额太高，有人不愿付税。我们有种叫法是“强大的经济，黑色的市场（great economy， black market）”。这在美国是很多的。欧洲也有，意大利更大，其额度甚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意大利的“黑色市场”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虽然对政府来说并不好。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的商业活动准则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相关法规不明确，很多人通过倒买倒卖赚了钱。我想中国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种途径，让那些早期赚了钱的人适应并融入新的经济体制。重要的是把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确保不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保持大量的资金在国内很重要。
《新财经》：现在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环境也不是很成熟，职业经理人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你对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健康成长有什么建议？
拉特里奇：职业经理人的诚信问题不是只在中国存在。你们肯定对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有所耳闻，这些问题在其他企业也会存在。所以，诚信问题可能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诚信是品牌的核心，品牌是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承诺，它们是向客户传达一个公司服务与表现的标识。如果企业不能信守品牌承诺，客户就会流失。不称职的管理者只重视媒体宣传。要创建一家好企业，必须诚信。
消除腐败是未来中国企业运作中不可或缺的工作。与制造业相比，诚信对出售服务与技术的企业而言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制造业企业在售出产品后，价值就转移了，而服务业则依靠持续的服务满意度来保持其产品价值。
在中国，股市将成为商业道德的反映指数，股市分析家对出现的任何不良消息都会很敏感。所以，商业道德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股市、媒体、企业家和经理人自己的事。
约翰·拉特里奇
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经济顾问，是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总统的高级智囊。他还担任过英国、爱尔兰、科威特等国政府经济顾问，做过Verizon、通用、波音等多家知名公司的经济顾问。
目前，他是北京市海淀区区长首席专家顾问。2007年1月11日，他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手中接过“长城友谊奖”奖杯，他是迄今获得此项奖项的96 位有突出贡献的国外专家之一。
采访后记
“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就做得不好。幸运的是，我的孩子们都很优秀，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一个人在开始他的事业前，要确信自己愿意为此付出，不后悔。我的子女很理解我，他们也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而高兴。”拉特里奇很自豪。
我们也应该自豪，为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展露锋芒。
拉特里奇以一名经济学者的客观理性评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并提出了独到而中肯的建议。他的很多看法，我很赞同。
尽管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有的问题是阶段必然性的，有的是起点性的，可能还有结构矛盾性的或者其他。但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而且必须根据自己发展的真实现状，明确发展方向，拟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不可受外来带有浓厚利益色彩的言论和行为的影响而扰乱阵脚。因为，成功的实践已经为我们作证。
我们的企业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悄然来临的两大变化：一是外界对中国企业的综合期望值急速提升，面临的市场环境也更加严峻，这就要求中国企业有更好的自我修正能力；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需要回归，本土化才是根本，是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