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格斯的亚纳大街不但古树绿草间有鲜花，两旁古建筑亦非常典雅，就是雄踞街道两侧的倾斜对楼——欧洲之门，设计也别具一格，散发着现代化的浓郁气息。街道宽阔，功能设置合理，拥有三种车道，最宽处能并排行驶16辆车，它们是一条主车道，两条辅车道，还有一条公共汽车、出租汽车专用道。在主车道与辅车道之间及两侧还各拥有一条绿化带和行人休憩处，形似条状公园，体现了设计师忙里偷闲看都市的科学构思，把动、静之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西班牙真不愧是产生像塞万提斯那样写出《堂吉诃德》这样世界名著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的故乡，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只有三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至今已产生了好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西方人眼中，小说须具备四大要素：叙事、议论、抒情和幽默。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是小说的第一大功能，可谓源远流长，中外皆然。诸如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官场现形记》等，都源于平话，以叙事见长。而就后三大要素而言，中国小说明显欠缺。文字中长于抒情的是诗歌，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到唐诗、宋词，抒情就已登峰造极。而中国小说的抒情则往往是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议论更变成了是非分明的说教。形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是中国小说缺乏幽默，但抒情与议论则少不了幽默，没有幽默的抒情是赤裸裸的多愁善感；没有幽默的议论，也少了含蓄，而没有含蓄的议论难免有是非分明的说教之嫌。这就是说小说仅有叙事，没有抒情、议论与幽默，则无异于有形体而无神韵。有人把知名武侠小说译成英文，要让西方人领略一下作为与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并立的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好像没有引起轰动。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几本薄薄的剧本在世界文坛上却神乎其神。我1994年在英国考察时，就亲眼目睹莎翁的崇拜者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地前往其故居、墓地顶礼膜拜，影响之大令人咋舌。
在中国，由于两千年封建统治，尤其是历史上多次大兴文字狱，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禁锢，所以古代中国的各种文字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更无产生幽默的可能。众所周知，幽默是英语“humour”的直译，这种译法本来就不符合中国人意译的习惯，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压根儿没有这个对应的词儿，只好如此而已，以至发展到今日之VCD、DVD一类的直接引用。夸张与含蓄是幽默的常见形式，这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少见。但幽默的最高境界是自嘲，而自嘲则绝不是中国的风格。古代中国人崇尚大是大非，非此即彼，哪里肯剖心自嘲。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幽默传入中国，那些从海外取经回来的文人，心慕手追，很想把它移植过来，但常常画虎不成反类犬。鲁迅是世界级的文学巨匠，大师级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而言，真正是“整理乾坤手段”，其杂文、随笔中无处不见幽默。但鲁迅小说中的幽默就很勉强，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两部小说中有夸张，也有自嘲，但可惜太过一些，更加上主人公过于丑陋，很难勾画出美感，无法引起人们强烈的认同和共鸣。中国小说中幽默最成功的首推钱钟书先生的力作《围城》。虽然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是那样的落魄，文凭是骗来的，恋爱近似于自作多情，在社会、在家庭中自己磕磕碰碰不说，而且常常碍手碍脚，徒乱人意。但此兄并不讨人厌，即所谓哀而不伤，只是给人无尽的联想。
当我站在马德里纪念《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的西班牙广场上，凝视着骑在马上玩世不恭的堂吉诃德及其牵着马的仆人桑丘栩栩如生的青铜塑像，不禁浮想联翩。中国的小说除了缺少幽默及与此相联系的议论、抒情以外，也许为艺术而艺术，缺少哲人式的作家，是今日读者与出版者对大多数小说敬而远之的根本原因之一。许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名闻遐迩的著名文艺杂志今日难以为继，也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文学（包括小说、诗歌）迄今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去洋人的偏见外，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反省些什么？
